（原标题：对这个世界，悲观不被允许，乐观又太愚蠢(1)）

歌德曾说，把最尊贵的灵魂拿出来给人看，是所知最美的职业，写作是这样的事情。作家超前于所有人感受到人类灵魂的美。

——彼得·汉德克

彼得·汉德克无法忍受静止的状态。即使被困屋内，也要来回踱步。当然，他更喜欢带上本子和铅笔，独自一人跑到野外，随意找一个地方坐下就写。他喜欢大自然，经常去森林。森林也成为他作品中一个重要意象，象征着一种真实的和谐空间，一种经历了启示之旅后的艺术情怀的镜像。

在北京几天，汉德克经历了这个城市从雾霾过渡到阴雨的天气，有些闷闷不乐，他很想赶紧回家。连续地在外“扮演”作家角色，他有点失去耐心，他想快点拾起被中断的写作，因为只有在写作中他才能与人为友，感受真实的自己。

于是，我们邀请剧作家李静一起和汉德克开始的一场对谈，在淅淅沥沥的深秋夜雨中，也抹上了一层伤感。但随着问题深入写作和阅读本身，老爷子渐入佳境，甚至开始脱鞋——他用这一肢体语言来手舞足蹈地表演思路。看到那个场景，你也许会觉得，到了74岁这个年纪，孤独的汉德克不过是想找一个知音。

作家汉德克

作家超前于所有人感受到人类灵魂的美

新京报：本月中国将要推出你的两本新作《痛苦的中国人》和《试论疲倦》，这两部作品反映了你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创作风貌，既有小说，也有游记和观察，从前文坛有人批评你“是一个象牙塔里的作家”，但从这些作品中，你越来越愿意介入现实。80年代以后，你的写作兴趣是否发生了变化？

汉德克：我一直是原来的我，没有改变。重点可能会变，就像秤砣，两端交替上下。可能与现在相比，上世纪80年代前后比较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分量会更多。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有一个典型特征——存在一个“梦游者”，或者叫“漫游者”，他在一场缓慢的旅程中试图重新找到自我，重新发现生活的真实性，为什么你一遍遍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

汉德克：我自己就是个漫游者，就像一支箭头，需要发射出去。我无法想象一个故事中的人是静止不动的。我不做观光旅游，但是我喜欢四处游荡。只有通过运动，我才能体验到安静。这种漫游是我和自己之间的妥协，是一种我和自己之间的缓和，因为我是个精神分裂者。

新京报：作为一个很有后现代风格的作家，你却说自己的心灵归属于19世纪的传统文学，觉得“自己是托尔斯泰的后代”，在戏剧上也和“契诃夫更接近”，这是很有意思的对比，俄国文学给予你怎样的阅读滋养？

汉德克：俄罗斯文学就像荒原一样。许多俄语文学大师，比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们的故事地点都发生在荒原，我自己的写作也愿意把场景放置在荒原里。但从本质上来说，我其实并没有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我只是受到我本身的影响。

比如我母亲是斯洛文尼亚族人，我思维和语言的节奏就会受到这种斯洛文尼亚文化的影响。这种节奏视野很宽，至少这是我的理想。我不想像一个俄罗斯人一样写作，我也不想像托尔斯泰。我爱托尔斯泰，但他也让我受不了。每一个很好的作家都让别人受不了。

新京报：你很多作品里都有一个“第九王国”的概念，就像一个乌托邦一般的存在，比如《去往第九王国》《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你可否谈谈对“第九王国”的理解？

汉德克：只要我还在写作，一定就有另外一个空间在起作用。我讨厌乌托邦这样的概念，比如第九王国，它不是一个可以丈量的事物，它无处不在，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不是具体的时间或者地点。如果我没有对另外一种空间的梦想，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作品。但并不是每部作品里都有“第九王国”，我写的《无欲的悲歌》里就没有，它是关于我母亲的不幸。

新京报：很多读者把《左撇子女人》看做是《无欲的悲歌》的升华版，我本人更喜欢《左》，看了很多遍，这本书里也是没有“第九王国”的，但是有一种想要冲破生活规定性的力量，刮起内心的风暴，充满存在的勇气。你怎么看待自己这部小说？

汉德克：这不是一个长篇小说，而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不喜欢长篇小说的概念，但是我喜欢长篇故事。《左撇子女人》我写了已经40年了，我当时写作的时候内心特别激动起伏，我感到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以《左撇子女人》为代表，上世纪70年代我写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短信长别》等等，当时我记得在法兰克福，比我大20多岁的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当面对我说，“你写下的都是美的事物”，这就够了。

新京报：我所理解的你的写作母题，在于探索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后，有传言你进入了一种危险的自我封闭状态，当时你创作了“归乡四部曲”，力图去理解内在和外在的紧张关系，那么你认为怎样做才能达到个人与世界的和解呢？

汉德克：为什么要和解呢？我想给世界我的所有，我想给予，我的方式就是叙述，就是写作。我对我的职业非常骄傲，但是世界不想要我的职业。我爱这个世界，但世界不爱我，或只是那一刹那或某几个瞬间才爱我。

新京报：可你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一种悲哀——在这个多媒体的世界里，文学在无可挽回地衰微。

汉德克：也许我很悲哀，但文学会一直存在。我虽然在中国做客，但我很难去扮演世界级作家的角色，我甚至觉得作家这个角色都难以胜任，我只是出于礼貌而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我是客人。现在的作家，已经没有本雅明所说的“灵光”，但是我还是相信灵光的存在。但我说自己真成了有灵光的作家，那是我在撒谎。

新京报：你说自己更多时候属于史诗写作，史诗有很强的英雄性，而现在这个世界实际是反英雄反史诗的，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史诗写作？

汉德克：我之所以有信仰，是因为世界非常荒诞。我之所以信仰史诗，也是因为世界很荒诞。我写过两个很长的故事，一部叫《无人港湾》，1000多页，讲七个朋友环游世界旅行的故事，另外一个是关于一个强势的女性穿越西班牙去寻找失去的女儿，有700多页。现在我觉得自己快要真的老了，所以还是想继续尝试写长故事，最新的故事名字叫《偷水果的女贼》，一个年轻女子的故事，它的副标题叫做“通往内心的单程票”，非常“汉德克”。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来中国，所以被打断了。

新京报：感到很不值得吗？

汉德克：我的写作速度不快，但尽量不想被中断，需要连续性地写。我真害怕回去以后还能否继续写下去。

（下转B05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特约对话 李静

(原标题：对这个世界，悲观不被允许，乐观又太愚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