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 江丹
　　近几年来，脱口秀正在以一种更纯粹的方式在中国流行。它不再只是电视时代的访谈，还是当下舞台加话筒的现场表演。从《今晚80后脱口秀》到《吐槽大会》，再到正在热播的《脱口秀大会》，脱口秀真正地作为“脱口秀”走进观众的视野，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听脱口秀很酷，几乎已经是年轻人尤其是都市年轻人的一种文化观方面的共识。
　　正在播出的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即将开始半决赛，年轻的观众期待那些经过一路“拼杀”过来的脱口秀演员能讲出更多更好笑且更深刻的段子。其实，对任何一个脱口秀演员来说，好笑只是话语表达的一种形式，深刻才是一场表演的真正内核。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从播出伊始，每期一个话题，无一不是当下存有争议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状态，比如“存在感”“父母离婚”“孤独”等。脱口秀演员以一种好笑的方式讲述他们所看到的甚至亲身经历的社会百态，而越是好笑的那些内容实际上越是不合理的，越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惕的。脱口秀演员们自嘲和反讽，他们期待的反馈不仅只有观众的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要把一件严肃的观点说得好笑，只是为了降低这个观点的接受门槛，没有人愿意听长篇大论。
　　脱口秀从诞生伊始，就不是为单纯搞笑而存在的。早在18世纪的英国咖啡沙龙活动中，便出现了脱口秀的影子。人们聚在一起，讨论社会公共话题，见识卓越或者身份显赫的那一位往往是意见领袖，他或者慷慨激昂，或者幽默风趣，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观点传播上来。
　　借助广播和电视，脱口秀走得更广、更远。尤其是在美国，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脱口秀完成了对时事政治的另一种解读。一批优秀的脱口秀表演者以嬉笑怒骂这种情绪化却通俗化的方式解读时事政治，让人们在收听或者收看的时候获得了政治的参与感。对这些美国听众、观众而言，时事政治不再只是西装革履者的高端游戏，而是切实关乎他们生活的决策事件。在当时的美国，很多人正是通过脱口秀才开始了解时事政治、关心时事政治、学习时事政治。
　　“脱口秀成为了社会交流的通气口和渠道，因为许多人觉得他们找不到一个对话的对象，来对他们的想法作出反应，幸好，他们在脱口秀节目中找到了一个由媒介明星和出人头地的公众人物组成的一个精英阶层，脱口秀节目既维护了这个阶层的观点的权威性，同时又通过轻松的方式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普通人通过与他们进行场内和场外的交流，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升思想的满足。”美国学者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在《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中如是写道。在其看来，这正是脱口秀流行的主要原因。
　　对中国观众来说，脱口秀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尽管它是一个舶来品。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收看过很多脱口秀，但除了业内人士，大概很少有观众意识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脱口秀。比如早期的电视节目《实话实说》《锵锵三人行》《超级访问》等，其实都是脱口秀。可在那个时候，这些脱口秀更多的是“脱口”，少了一些“秀”。主持人不能夸张，不能尽情，他被钉在一个框架里，要按照脚本走完所有的流程。
　　这些主持人往往把控全局，引导话题，控制话题，但却不能充分发挥一些个人的表演，更重要的是，由于长久以来的中国电视传统，这些脱口秀尽管已经比其他传统的电视节目轻松许多，但从传播和观众接受的角度而言，依然不够轻松，比如通常一些脱口秀节目在结束时，总会有一些义正言辞的总结陈词和提炼升华，然后观众恍然大悟，原来又被“教育”了。
　　较之之前的一些脱口秀表演，《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其实也多了一些这样的严肃意味，或许是节目的制作方已经不满足于笑着传播观点了，也试图进行外露的严肃升华，其实这有些画蛇添足。起码，这种外露的严肃又拉高了他们一度努力降低的接受门槛。他们本来无需刻意地告诉观众，脱口秀其实很严肃，他们其实很努力，写段子也很辛苦，因为这些都是对一场完整的脱口秀表演的干扰。
　　观众知道你很辛苦，但往往并不想亲眼看到你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