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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见证历史的照片

2016-05-30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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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年人来说,那是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张不同寻常的团圆照,是我的一家因日寇入侵,7口人流落5处,10年后才得以团聚时摄下的一张珍贵照片。照片上每一个人脸上那凝重的表情,向人们叙述着全家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苦难历史。照片两边是父亲的题词:“十载飘零,一朝团聚,羸弱老衰、悲喜交集”这16个苍劲的毛笔字,是对全家相聚时既辛酸又喜悦,复杂心情的精练概括。

我的家乡浙江省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入海口北岸,自秦代设县,至今已有二千二百余年历史。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11月初,大批日军乘军舰从海盐县沿海登陆,欲包抄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我家所在的县城武原镇被日军占领。日寇杀人、抢劫、奸淫,无恶不作,残暴的日军还在县城纵火,大火烧了12昼夜,一座两千年古镇化作一片废墟,父亲以多年积蓄购置的房产也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从此我们一家背井离乡流落到了5处。

父亲周葆儒(解放后改名周辛)是1931年的部聘教授,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社会教育家,抗战前曾先后在国立暨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担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他随无锡国专迁到长沙。母亲金欧廉带着我的三哥雪登、姐姐胜日和我逃难到海宁县袁花镇,不久又向南渡过钱塘江逃到余姚,最后坐船到达上海,在英租界一个亭子间住下。在逃难过程中,三哥失散流落到浙南缙云县,参加县抗日自卫队并担任连长。不到20岁的三哥,怀着国恨家仇,作战十分勇敢,在一次战斗中活捉了三个日本兵,因此获得一只铜质大奖杯的奖励。

日军入侵浙江时,大哥式耕在金华上高中,二哥模禄在嘉兴上初中,他们与家庭失去了联系,且身无分文,生活十分困难。当日军攻占嘉兴时,嘉兴中学校长毅然带着住校的一百多个孩子渡过钱塘江,在一位抗日将领的资助下步行到达金华。二哥和大哥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艰难度日,并继续上学,二哥后来考入浙江大学金华分校机械系就读。

父亲于1940年应聘到抗日期间筹建的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省泰和县)任教,大哥经过长途跋涉,一路忍饥挨饿、露宿荒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泰和县与父亲会合,并在中正大学农学院上学,他边上学边开荒种地以维持生活。

1941年秋天,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在父亲一位学生的护送下,前往江西。我们到达杭州出火车站时遇到日军搜查,日军男女士兵各把守一个出口,男旅客从男日本兵把守的出口通过,女旅客从女日本兵把守的出口通过。日本兵不但搜查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还要搜身。我因年龄小,就随母亲和姐姐一起走,总算顺利通过了。从杭州往西,我们沿途乘的是烧木炭的汽车,山路颠簸不平,母亲、姐姐和我都晕车,我们不断地呕吐,我感到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再往前走,木炭汽车也没有了,我们只得步行,当时我7岁、姐姐9岁,我和姐姐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只好雇人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姐姐走。母亲小时候裹了足,她迈着两只粽子一样的小脚走几百里山路,其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江西泰和县杏岭国立中正大学临时校址。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应邀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任教。那时从内地返回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很多,很难买到车船票。于是,父亲先去无锡工作,之后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搭上一艘轮船的驳船,我们和其他旅客一起挤在日晒雨淋的甲板上从长江顺流而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江面上常常见到漂浮的尸体。我们到达无锡后,我和姐姐在教育学院就读。1946年10月19日这一天,二哥请假从杭州来无锡,在苏州农校任教师的大哥也赶来了。经历了《黄河大合唱》中“扶老携幼,四处逃亡,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的一家人,失散了十年后终于团聚在一起,摄下了这张见证历史的照片。

[责任编辑:yf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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