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5日，由上海同达人本儿童关爱发展中心与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主办的“2019残障有人曰·小型不励志脱口故事汇”在黄浦剧院小剧场举行，脱口秀演员是残障人士和他们的亲人、朋友、同学。

这是一场“不励志脱口秀”，因为在残障人生活中，除了自强不息、除了励精图治，还有很多日常的、精彩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主持人杨青风说，没有特殊的孩子，只有特殊的眼光；没有残疾人，只有残疾的环境。只要接受，一切就会变得不同。对于一些人来说，残障是障碍，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残障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生活中被忽略的细节，帮我们重新认识生活。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故事。

黄奕芸演讲(07:04)

黄奕芸：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大家好！我叫黄奕芸，是福建师大的一名大三的学生。几天前，我一个在小学实习的舍友，向我抱怨说，她所在的班有个“外星小朋友”，她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不礼貌，居然敢指挥老师做事情，如果老师不同意的话还要大喊大叫。听完后，我向舍友解释：“其实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小朋友。自闭症的孩子都是来自遥远的星星，他们因为听力敏感的原因所以说话比较大声，而且又不太会察言观色，只会直接地表达，所以看起来很‘不礼貌’。”我的舍友对我的回答感到惊讶，我得意地告诉她，会了解这些全是因为我有一个“外星朋友”，她叫亦然。

我们之间的故事不是很长，大概五年，也不是仅限于我和亦然之间，而是属于我高中的班级15班。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和“外星朋友”亦然。

高一结束后，文理分科让整个年级重新洗牌，15班就是我们和亦然邂逅的地方。其实亦然在高一的时候在年级里就挺有名气了，她跟高一班级一起参加集体舞比赛，一直在操场大喊她们班一定第一名，大家都知道我们2016级有一个“星星的孩子”，只是我们没想到，她居然被分到了我们班——亦然要在15班“降落”了，这让我们这个新班级特别地期待。是的，我们并没有老师家长们说的那些担忧。亦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柯柯的孩子，柯柯一开始跟我们介绍她的时候，和我们说了几条关于亦然的“星球规则”，这让我们对这个“外星朋友”充满了好奇。

第二节语文课，亦然来了。她绑着两条麻花辫，手里拿着一叠红包，紧紧地拉着柯柯的胳膊，飞快地走进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的她，接受着全班同学的目光洗礼，但亦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她只是坐在位置上，头低低地摆弄着手里的红包袋，偶尔抬起头撇一撇教室里的人，但很快又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了。

亦然真的是“外星朋友”！她会在开心时晃一晃椅子，心情低落时突然“痛哭流涕”；她希望地球每一天都在过春节，她会不厌其烦地问你同一个问题；她会在铃声一响就立刻站起来“逃离”教室......

时间就那样偷偷地溜走了，一恍到了高三。亦然也跟着我们来老校区上学了，教室门边最后一排永远有亦然的位置，但亦然不再像高二那样每天都来了，或许是同学们意识到在一起学习的时间不长了，亦然偶尔缺勤的时候班里总有人问柯柯，亦然呢？都高三了还敢旷课！亦然一直都是一个人坐在后排，到了高三，亦然的同桌位突然火了起来，几乎是一天换一个同桌，可谓是铁打的亦然，流水的同桌。

我和有人公益基金会的蔡聪老师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奇怪地问我：“欸？高三的学习那么紧张，为什么你们不会觉得亦然影响了你们的学习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一时之间回答不上来，因为直到蔡老师和我聊天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能都没有去注意过这个事情。

那时，书桌里练习册和试卷堆得满满当当，课桌上唰唰的笔声此起彼伏，亦然偶尔情绪上来了哭出声，前排的同学就会很熟练地抽出纸巾，头也不回地给后一排的亦然送去。亦然拿过来擦一擦，也很熟练地递给邻桌的同学。邻桌的同学也是头也不抬，右手一伸，接过纸巾往纸篓一丢，手收回来继续奋笔疾书，亦然的“值班同桌”也会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抚着她的后背，亦然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以前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一直在遵守着亦然的外星“规则”。亦然很害怕听到“还剩__分钟”，但老师们又很习惯说“好，还剩下十分钟我们讲一下这道题”，于是班里就有同学写了张温馨提示的小纸条贴在讲台上，提醒老师们。

类似的小故事很多很多，班里的同学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外星朋友，可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亦然也在小心翼翼地遵从我们的“规则”。比如，亦然在课堂上突然大叫的时候，前排的同学转过去对她说“亦然，嘘！”亦然很快就会安静下来；如果我们有课堂小测，亦然怕吵到我们，会站起来对老师说“我去办公室找妈妈”；她也从一开始抗拒到后来接受“妈妈有时是妈妈，有时是语文老师”，下课铃一响，她就跑上讲台对语文老师念咒语“变回妈妈”。亦然虽然是随班就读，不参加我们的考试，但我们语文课的课前演讲，亦然没有一次缺席，尽管她的演讲的主题永远是她挚爱的Kimi&JOJOE；学校举办的班级合唱比赛，亦然也跟着我们参加，她是台上唯一一个拿着稿子唱歌的人，却又是那样认真地跟着旁边的同学走位、做动作....亦然她或许已经开始适应“地球”的生活了。

亦然一开始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秘的，除了言行举止上的特别，亦然一直保持的“双麻花”发型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有一次我问柯柯，为什么不给亦然换个发型呢？是为了在人群中更容易找到她吗？柯柯的回答让我们一脸懵，“哈哈哈不是啦！是因为亦然中午要睡午觉，我觉得绑两个麻花辫发型不容易乱，我懒得再给她重新扎头发啦。”这让亦然的“神秘”再一次垮台了，其实她也没有很特别，她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还有一个会小偷懒的妈妈。到了后来，柯柯果然应我们的要求给亦然扎了几次马尾，这也算是在毕业前满足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愿望，扎着高高马尾的亦然看起来真好看。

最近和柯柯聊天，她告诉我，亦然最近情绪有些波动，她的自我意识开始慢慢地觉醒，她似乎开始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好”。听到柯柯说的话，我的心里突然有点难受，毕业后的我们都在忙着长大，亦然也是如此，她跟我们一样，都有长大的疼痛和代价。多么希望她永远无忧无虑，但我也知道，这种觉醒，长远来说，对她对柯柯都是一件值得祝福的好事。

我站在走廊，跟蔡聪老师讲述着我们的高中故事，眼前是实习高中的操场，这让我想起了高考的那天，亦然穿着最喜欢的旗袍来为我们加油，那个扎着双麻花的小姑娘憨憨地对我们笑着说，这寓意着“旗开得胜”！

当时合唱比赛改班歌的时候，我们就留下了这样一句歌词：“我们是天上的星星，在天空相遇又分离。”就像我们的演讲主题“生命本来的样子”，其实每个十五班的同学都是一颗星星，只不过大家的光芒都不太一样，亦然是那颗最亮的星星，正因为光芒不同，我们之间的故事才会那么美好难忘。

刘惠演讲(11:08)

刘惠：后来的时间都与你有关

大家好，我叫刘惠，是一个六岁男孩儿的妈妈。说实话，因为我和老公都是视障人，当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既为他的出生感到高兴，又有些担心。视力不好，究竟能不能把孩子照顾好？是不是会有很多困难？我心里一直很纠结。

也许你想象不到，孩子出生后直到出院前我都没抱过一下，一是家里人没让我抱过，二是自己的确不会抱。记得出院那一天，我让护士帮忙把孩子放到被子上，她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都当妈了，怎么能不会抱孩子呢？你自己抱。那句话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正是那句话，让我第一次伸出手，抱起了自己的孩子。

尽管我视力有障碍，尽管在多数人眼里我也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但在那一刻，我不再纠结，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怀里有我需要保护的宝贝，我就要承担起保护他、照顾她的责任。这个想法，让我回到家开始尝试着为孩子做每一件事情。换衣服，洗澡、喂奶、换尿不湿，甚至生病之后的喂药等等。别人都说我是个很棒的妈妈，可是只有我知道，自己在做每一件从未尝试过的事情时，内心其实是有着惶恐的。因为，虽然看过了一些育儿经，但是，里面没有一个经验是视障妈妈该如何养育孩子的。所以，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方法对了，自然OK，但是，错了的话，我也会付出一些代价。

儿子刚学会翻身，有一次我让他爸爸看着他，忽然就听“咚”的一声，孩子掉到了地上。爸爸很无辜地说，我以为他距离床沿有点儿距离，不会掉下来，谁知道我还没来得及摸到孩子，他就掉下来了。于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每当孩子在床上玩耍时，我都会用被子，枕头等围城一个封闭的小空间，这样孩子就不会轻易掉下来了。后来，孩子越长越大，我便给他买了护栏。基本上在他三岁之前，想自己玩耍时，我都会给他制造一个封闭且安全的小环境。

由于很多奶瓶的刻度都是透明的，我给孩子冲奶粉的时候总是看不清楚，于是，我拿深色的彩纸剪成一个斜三角形，用透明胶带贴在相应的刻度旁边，这样既方便看又防水。可是这样我是看见刻度了，全盲的老公还是没办法冲奶粉。我找来喝药的小量杯，告诉老公一杯就是30ml，刚好一勺奶粉要用30ml水来冲，于是，老公把量杯接满水倒进奶瓶，再倒进相应比例的奶粉，奶就冲好了。以此类推，洗澡、换尿不湿、喂饭，甚至喂药我们都逐渐熟练了起来。

我那时候觉得照顾婴儿真是不容易。后来才知道，孩子一旦会走、会跑了，作为视障妈妈，带起来才是真的不容易。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儿，孩子们越跑越远，我开始跟着跑，直到想给他喝水，才发现原来我一直跟着的不是自己的儿子。我围着院子喊孩子的名字，可是一直没听到回应，当时心里十分着急。正在这个时候，孩子突然跑到我身边，跟着孩子一起来的还有他姥姥。原来，孩子找不到我，哭着自己跑回家找姥姥，拉着姥姥来找妈妈了。此情此景让我难以平静，难道我就不能自己带孩子出来玩儿了吗？我把这个困惑倾诉给了专门面向视障人开办的视障热线，一位接线员正好也是视障母亲，恰巧我们都属于低视力。她建议我可以给孩子买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我受到启发，给儿子买了一件当时还比较流行的荧光绿色的衣服，穿上这件衣服，他在小区院子里玩儿，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我还告诉孩子，以后爸爸妈妈在外面叫你，你应该马上答应，但儿子有时候会忘。于是，他自己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固定在一个地方等他，他有事儿就到固定的地方找我。逐渐，我跟儿子出去有了更多默契，找不到人的情况也很少发生了。

我已经多年不为照顾孩子而纠结了，尽管未来可能还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那句俗话：只要道德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随着孩子的长大，我和老公也曾很长时间陷入到了新的纠结：孩子越来越大，他会不会介意我们的视力障碍呢？然而，一次幼儿园的乐高课，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那天，我和他爸爸一起观摩孩子的积木课。老师让孩子们随意拼插，老师问到儿子插的什么，儿子居然站起来大声说：老师，我插的是盲杖。我和他爸爸都惊呆了，内心甚至有些懊恼，但更多的是尴尬，因为这样全班家长和同学都会知道我们是盲人。我们想，如果小朋友都知道我们是盲人，那儿子会不会遭到歧视？会不会一下子觉得很伤心？担心是没用的，事情就那么直愣愣的，一点儿先兆都没有地发生了，我和他爸爸也只能紧张地等待事情的下一步发展。谁知，儿子刚说完，就有小朋友问，盲杖是干什么的？儿子说，盲杖是帮助盲人走路的。紧接着另一个小朋友说，能教我怎么插盲杖吗？儿子说，可以呀。然后，另一些小朋友也纷纷凑上来说，我也想插盲杖。就这样，一个我们认为本该十分尴尬，可能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居然被化解了，而孩子们还在高兴地插着盲杖。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和他爸一直纠结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孩子是否介意我们的残障，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介意自己的残障了。因为介意，我曾纠结要不要姥姥代替我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因为介意，爸爸曾纠结要不要陪孩子出去玩。

其实，在视障父母中，我们这样的“介意”并不少见。而我想说，这些介意才真的可能给孩子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相反，如果我们能从内心真正接纳自己的障碍，这种接纳也会传递给孩子。就像这次积木课，孩子每天看着爸爸自然地拿着盲杖上下班，插积木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盲杖，他并不觉得盲杖有什么不光彩。

作为一个六岁孩子的视障母亲，我最大的感受是，自从生下儿子的那一刻，后来的时间都与他有关。但我与他的关系，其实与残障无关。就像每个母子都有自己的方式相处一样，视障只是我和儿子之间独特的相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儿子在慢慢成长，我也在成长。

李冰演讲(15:53)

李冰：有我在，你别怕

大家好，我是李冰，有两个女儿，大的12岁，小的9岁。生两个女儿的妈妈挺多，但像我这样厉害，能生一个不是唐氏综合征的，又能生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就不多了。

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讲一讲我跟我们家老大，就是有唐氏综合征的那个孩子之间的故事。

故事开讲之前，必须要介绍一下，我的大女儿叫邓靖允，不叫唐宝，也不叫蜜糖天使。

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二天，主治大夫面容特别严肃地来到我们病房，闷不吭声地给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检查。在这种沉默的气氛中，我的一颗心逐渐沉了下去，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也不敢开口询问。直到最后，主治医生跟我们说，她是21三体综合征，也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别说21三体综合征，连三七二十一都搞不清楚了。只听到医生后来的一长串词汇里，有先天愚形、呆傻、活不长等等。

接下来，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一片愁惨的空气里。生了这么个孩子，在不知道她是唐氏患儿之前，我当时就在想，她怎么长得这么丑，现在更是没办法接受，加上周围的人一说，我和老公就开始想，医生说了她没希望，也活不长，长痛不如短痛，这样大家都轻松。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商量到底怎么能把她“弄死”。

当时老公建议说，执行这件事情要我来。我一听就火了，凭什么是我来。他跟我说，因为我有便利条件，比如喂奶的时候不小心用乳房把她鼻子堵住，或者晚上睡觉不小心用被子把她鼻子捂住等。我一听坚决不干，说要来他来，我肯定来不了。结果他也不来。

后来发现我俩都没法主动下手，就开始想被动的方法。听医生说，患唐氏综合征的幼儿体质都很弱，一生病要立即送医，否则很容易死亡。我俩就商议说，万一她生病了，我们就拖延一下，再把她送到医院。结果我们这乌鸦嘴，在她出生后第107天的时候，因为受凉，她半夜突发高烧。我发现后，一脚就把睡梦中的老公踹下床，说：“赶紧换衣服，动作快点！”我俩抱起她就往医院冲，跑得比谁都快。好在一切都很及时，很快她就退了烧，再次陷入了梦乡。我和老公相顾无言，突然间就笑了。用现在的话说，我们那就叫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看着病床上的这个小生命，她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是跟我们血脉相连的。如果我们都不要她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多可怜，就算长痛不如短痛了，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会是一直这么可怜的吧。一想到这，我就特别想哭。于是，我下决心说，既然是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管她将来有没有希望，那我就要对她负责，用尽我的一切去包容她，保护她，不要让她这么可怜。

出院回家后，我就像换了一个人，好像被施加了永久耐久光环，自动回血回蓝，努力地照顾着她。身边再有七大姑、八大爷跑来跟我讲说这孩子怎么样的时候，我甚至会跳起来质问他们，难道她不是一个生命嘛？

回想起当年说过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就是“狼人”，比“狠人”还要多一点。我跟家里亲戚说，她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她是什么样的，她都是我的孩子。她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碍着过谁，谁也没有资格说她不好，我也不求着谁，就算她是团泥巴，我也要把她带大。

这话感动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因为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猛兽都是独行。但可能我当时对鲁迅先生有点误解，因为猛兽带着“弱智”就威风不起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带着她，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其实跟别人家孩子一样，比如她会吃饭穿衣打游戏。有时候我又烦得要死，因为唐氏综合征也会吃饭穿衣打游戏。但，我要用温馨感动自己，用痛苦来磨练自己，她就是我生命中的天使，是最甜蜜的蜜唐宝贝。我必须伟大，谁让这坑是我自己挖的呢。实在扛不住的时候，我就对着老公发一通脾气。久而久之，我们不打不相识，就成了最好的兄弟。

但这一切，在她6岁的时候，终于被打破了。按我们当地的政策，她顺利地进入了普通小学。然后，一个星期后，我就主动跟老师提出了退学。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她完全不能遵守课堂纪律，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她在座位上高举着自己的鞋子甩来甩去，你收走鞋子，她还有袜子，收走袜子，还有眼镜.......总之花样层出不穷。那一年，是2013年。

我带着她回到家里，看着她，默默地想，当年吹过的牛，有点兜不住了。她好像真的是一团泥巴，是真的糊不上墙。怎么办？那些在电视上满含泪水，忍辱负重，脑后冒着圣光的母亲们，技能是怎么点满的？可能这种事情就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是需要天赋的吧。后来，我想把她送到特殊学校，结果一打听，上我们当地的特校比考清华还难，名额就十来个，还要面试。我只能在困顿中，和她生活在家里，思考着她的将来怎么办。因为我们这些伟大的母亲都逃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了，她应该怎么办？

就这样，到了2014年，在一次关于心智障碍人士平等权利的培训中，我听到一句话：家长以为自己是孩子权利天然的捍卫者，可实际上他们最容易限制孩子的发展，他们是以爱之名，行歧视之实。这句话一下击中了我，让我想起，很多时候，我自以为亲密地称呼她为小天使，小胖胖，在外面跟人说她是蜜唐宝贝，是可爱的蜗牛，可她却每次都坚持告诉我，她叫邓靖允。

不管我有多苦，有多甜，不管我怎么说曾经都是为了她，但其实我在乎的，一直都只是我自己的感受，纵然爱她，但我并没有好好地尊重过她。正是因为想明白了这些，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里所讲的，尊重残障儿童保持其身份特性的权利和逐渐发展的能力。她才是她生活的主体，而我应该是她能力发展的支持者。这才是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应负的责任。

回到家，她还是她，但我却原地满血复活，并且可以推倒重来。

2014年，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先定了一个小目标，要在融合的环境里，先呆它六年，上完小学再说。这六年，我要让周围的环境去熟悉唐氏综合征，让同学们和她成为好朋友。实话讲，这一次来到学校，比前一年遇到的问题还多，比如老师在讲台上写板书，就在老师背对着同学们的这五秒钟时间，她就上了窗台，爬到窗台外的防护窗里，看小鸟怎么飞。这一次我不再焦虑，也不再故作坚强。我只是遇到问题就积极地和老师一起解决，和她一起成长。所以，我在入校前就准备了一张详细的表格《邓靖允成长能力应对档案》，里面介绍了她的生活习惯、认知水平、社会适应性水平。最主要的是，我在表格里告诉老师们，当她出现了状况时，老师可以怎么处理与应对。每周五下午，我也会利用班会或者家长课堂的时间去学校里，设计一些有趣并且全班都可以参与的融合游戏，在游戏中让孩子们慢慢明白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差异性，等等......

而她今年来到了五年级，也许我和很多为了心智障碍的孩子拼尽一切的母亲在促进孩子融合的过程中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我觉得，这跟每个普通孩子在学校里需要家长做的都一样，并不比别人多一份烦恼，也不比别人多一分幸福。我还有很多特别被她感动的时候，也有很多嫌弃她到不行的时候。我是邓靖允的妈妈，邓靖允是我的女儿，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在医生都说了她是21三体综合征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没忍住，说了一句，这孩子长得好丑啊。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我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有很多在人们看来觉得不堪的过往，有人听了会辛酸，有人听了会指责，有人听了会同情，甚至想来表示对我的理解。有人听了，也许会觉得我是用苦情博同情。但我知道，能够谈论这些是因为，我虽有嫌弃她的时候，但我不嫌弃她这个人。而她也从我这里感受到了这一点，才会真正地安下心来，相信我这最后一句话：

有我在，你别怕！

孙靖茹演讲(09:15)

孙靖茹：长长的路，我们横着走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孙靖茹，我有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孙畅孺。他和别人的哥哥一样，又不一样。

比如，我的哥哥是男生，别人的哥哥也是一样的，哈哈。还比如，我的哥哥不会做饭，但他特别能吃饭，能把妈妈做的饭都吃完，总是能帮妈妈的大忙。我的哥哥特别爱听歌，特别喜欢自己手里拿着东西晃来晃去，还爱洗温泉，这些和我们班同学们的哥哥都一样。

我的哥哥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自闭症。

如果我的哥哥不是自闭症，他现在可能上大学了，因为我的哥哥已经20岁了。

但如果他上大学，那就剩我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我周末回到家，也只能看到哥哥的床上空空如也，我们会很无聊，晚上上厕所也会害怕。有哥哥在家，我就一点也不害怕。

哥哥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孩子，现在也不能在一个普通的学校呆着。不过，他在家里，我就觉得很幸福。因为一直有哥哥跟我一起玩。他会陪我弹琴。看我写作业。没事儿的时候给我个好玩儿的。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还不太习惯写作业，那么多作业，写得很痛苦，真的不想写它们，想把它们撕掉。有一回写到半夜才写完，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哥哥把我的作业本全撕掉，扔到了辣白菜里。后来我才知道，哥哥是不想让我那么痛苦，才把我的作业本撕掉的。虽然这事当时让妈妈跟老师解释了半天才说清楚，确实弄出了个麻烦，但我知道哥哥真的很爱我，想保护我。

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回来一个汉堡。他把袋子打开之后，把这个汉堡掰成了两半儿，一半儿放桌上不动，一半儿他自己吃。过了一会儿，他把另一半儿汉堡塞给了我，嘴里不停说：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我当时特别开心，因为我的哥哥特别喜欢吃肯德基，吃汉堡，但他居然给我留了一半。我的哥哥对别人从来没有这么好，但是他对我非常好。他爱我胜过爱自己。我问过我们班同学，问过身边的一些叔叔，姐姐，别人家的哥哥只会狼吞虎咽地把妹妹带来的东西吃光，而不会说声谢谢，不会给妹妹任何东西，也不会给妹妹留。但是，我的哥哥就会给我留一些，一直给我吃。他虽然是自闭症，但他其实不自闭，也不自私。

我的哥哥天生酷爱弹琴，还会敲架子鼓。他敲鼓得过全国的好多奖，得了好多奖品，但他从来没有要过，都是一样一样地送给我。有一次，他赢了一套美丽的彩笔，毫不犹豫就送给了我，我特别珍惜，到现在都舍不得用。以前，我曾经特别羡慕别人，会想我有一个正常的哥哥该多好。但现在，我发现有个不一样的哥哥很不错。

因为我的哥哥从不骄傲，也从不退缩，无论别人说什么，都不能影响他比赛时候的轻松态度。

妈妈有时候跟我说：如果哥哥是别人说的正常孩子，我就不会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因为那时候不让。要是法律让的话，我妈妈应该就生老三了。真的，妈妈周围的朋友们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只有我们家有两个。所以我能来这个世界，就特别感谢哥哥。

我特别地爱我的哥哥，他好像拥有很多神奇的力量，拥有有很多很多的宝藏。虽然大家说他是自闭症，但我能看到他的内心好像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我仿佛能看到哥哥那美丽的花园里盛开着一朵白色的玫瑰花，还会慢慢变成红色。他的颜色的变化，就是哥哥心情的变化。他变成红色的时候，就特别温馨，变成白色的时候，他就有点儿生病了。等他变成彩色的时候，就是我和哥哥玩耍的时候。

我的哥哥特别容易满足。他在海边看到了一个球，让我帮他捡回来。我帮他捡了回来，他开心得合不拢嘴。一个球就能满足他所有的愿望，就能让他心里的花儿再次开放。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哥哥一样的人。他们跟我哥哥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以前我总想：等我长大了，爸爸妈妈变老了，没有人照顾哥哥。现在，我已经不去想这些问题了。世界变幻莫测，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哥哥已经会做饭了，也许他已经能自己生活得很好很好……每当想到未来，哥哥笑嘻嘻的样子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就觉得眼前的阳光变得更加灿烂，仿佛太阳上划过了一条美丽的弧线。这是在春天里划过的一条美丽的弧线。

我的哥哥，他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是我世界上最好的哥哥。我们平凡又普通，像许许多多的兄妹一样，我们也会吵架，也会生气，我们也会抢东西，但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韩婧莹演讲(12:39)

韩婧莹：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正常”

各位嘉宾，各位伙伴，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和各位分享关于“自我接纳”的故事。

正如大家所见，我是一名脑性麻痹后遗症人士，因为运动功能受损，我说话不是很流利，有时也很难控制说话的语速和音量。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向他人介绍我的残障时，总说我是因为脑细胞受损，造成了运动功能障碍，而我不理解“脑细胞受损”为何物，也一直以为“运动功能障碍”就是走路和写字不方便。

刚上学那会，我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上课时非常喜欢发言。尽管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我每次说长一点的话都会喘气，为什么我说话时别人总要俯下身听，还经常让我重复几次才能听明白……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但这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都会耐心地听我说话，说得慢，我就多花点时间去表达呗，说话喘气，我就休息一会继续说。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了。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控制“流口水”的特点，无论我怎么努力，吃饭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漏饭。与此同时，同学们也不再对我那么友好了。因为我流口水的特点，同学们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疫”一样迅速躲开；在我的作业本上写各种脏话；生物课上，老师一提到“腐烂”二字，同学们就会哄堂大笑，他们说，我的口水将腐烂课室里的一切……更要命的是，有时我气急了，生气地骂回去，他们还“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身上的“缺点”，它让我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阻碍了融入这个世界。

从那时起，我开始进行口腔运动训练，父母也很支持我，每天陪着我做口腔运动训练，和我一起对着镜子练习发音，和我一起吹乒乓球。他们甚至下载了普通话考试的软件，选文段让我进行朗读……我十分努力，却一直收效甚微。

有一天，我偶然地得到了一份介绍脑性麻痹的资料，本想随手翻一下罢了，没想到越看越入神。我一边看，一边和妈妈展开了如下对话（W代表我，M代表妈妈）：

W：这上面说，脑性麻痹会伴随构音障碍耶，我好像说话不是很流利。

M：你知道吗？小时候因为你口腔运动功能不好，辅助你进食可困难了，就像喂小鸟一样，不过现在好多了。

W；可是现在我还是会流口水，吃饭很专心的还会漏饭……为什么好像普通人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我却竭尽全力都做不到！

M：对呀，正因为有些本能，你生来就没有，所以你才是残障人嘛。

我没有再问什么，把宣传单藏到自己的秘密柜里，再也不愿意看一眼。跑回房间，翻出了童年时爸爸为我拍过的录像，看着看着眼泪便下来了，因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发音听起来是那么含糊，甚至连我自己都听不清。那一刻，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不明白脑性麻痹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缺点”带给我，不仅手脚不灵便，就连说话和吃饭都有些困难。

从那天起，我更加努力地做口腔运动训练，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缺点”彻底“改正”，然而，不知为什么，我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暴躁。课堂上不愿意发言了；音乐考试中，同学们的掌声被我视为嘲笑；练习发音时常常忍不住把镜子摔碎；听到自己的录音，就恨不得把它删了……我渴望表达自己，渴望被倾听，然而周围人同情或者嘲笑的目光让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被排斥了。一种无力感笼罩着我的内心，我很“嫌弃”那个有构音障碍的自己。

2015年，我上了大学，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辅导员，他总是鼓励我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在老师的鼓励下，一直喜欢写作，而且渴望与人交流的我，通过面试，成为了一名校园记者，去倾听并记录着他人的故事。

在两年多的校园记者生涯里，虽然还是害怕开口说话，但因为对校园记者工作的热爱，让我竭尽全力地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身边人也经常鼓励我：“校园记者是你练习口头表达的好机会，能帮助你克服言语障碍。”

话虽然这么说，但每当有外出采访任务时，我就会倍感吃力，因为在嘈杂的环境下，我的听觉也会混乱， “听不清”这个特点，也会使我的口头表达更困难。记得有一回招聘会，我去采访一个企业经理，当时我竭尽全力地想完成采访，却因为被现场的杂音干扰，说话异常吃力。那位经理显然听不清我说什么，却一直微笑着，等待我吐出每一个字，周围的人，看了这一幕都为那位经理竖起了大拇指，而我心里却酸酸的。

后来，为了说话能更清晰，采访时能更好地与人沟通，我开始发了狠劲似的练习说话。渐渐的，我的采访越来越顺利，我心中一阵窃喜，不禁想：是不是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的言语障碍真的慢慢“康复”了呢？

两年校园记者生涯一晃而过，我的努力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还被评为了“优秀社团干部”，和伙伴一起撰写的新闻稿，在省级比赛中获奖了……

退任那天，我收到了社团伙伴们写给我的亲笔信。

“其实，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你的师姐们就和我说了你的情况，但我觉得身体状况不会影响你当好校园记者。虽然你口齿有点不清，行动也不方便，但你的团队合作意识很强，而且思路清晰，这就是你的优势，其实有时候与人沟通的方式不仅仅只有语言。希望你以后能越来越自信哦！”

“第一次社团见面会，你的残障让我很快记住了你，但经过两年多的相处，我了解到了你身上的很多故事。从一起在一个部门成长到一起搭档管理一个部门，‘残障’可能还是我对你的印象，不过它已经不是唯一的印象了，只是我对你很多个印象的其中之一。”

“师姐，你个小傻瓜，一直那么逞强，其实我一直有在背后悄悄观察你的需要，虽然你有很多不方便，但两年的相处，已经让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我都超级喜欢你哦！”

“其实，我可喜欢你用线上沟通的方式和我一起点评稿子了，这样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方便回看。还有哦，虽然你说话很小声，但如果你想说话的话，我很愿意仔细倾听哦！”

“师妹，你知道吗，当你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时，你脸上带笑，你的眼里闪着光，真的很美。”

收到这些信件那天，我感动得哭了。身边能拥有那么多爱我，接纳我的伙伴，我是多么幸运。

然而，在感动的同时，我也在看完信的那一瞬间意识到——虽然残障没有阻止我成为一名优秀的校园记者，但说话不清晰这个特点，仍然是我在当校园记者的过程中，甚至是以后与人交流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局限。

然而，要与人交流，口头表达确实非常重要呀，除了努力练习说话，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个困惑一直留在我心里，很久很久，直到那一天，我和一位朋友进行了聊天（W代表我，P代表朋友。）W：告诉你哦，我身边有个脑性麻痹伙伴实在太逗了。P：怎么了？

W:她说自己与人沟通根本没有障碍。

P：这有什么问题吗？

W：我见过那位伙伴，她的言语障碍比我还严重。

P：那你觉得言语障碍怎么阻碍她与人沟通了？

W：她都说不清话，别人听她说话也吃力呀。

P：可是与人沟通的方式只有说话一种吗？

听了朋友的话，我陷入了沉思……

后来，我探索着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了很多我以前不敢想的事。我成为了微信公众号编辑，经常去采访不同的人，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不同的是，我不再强求自己把话说清楚，而是使用微信，用线上打字的方式完成采访。我也成为了一名培训师，不再强求自己站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而是把重点呈现在PPT上，遇到朗读吃力的文段，就请协助者为我朗读。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其实表达和沟通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总有一种适合我。

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一次我做完培训，现场的一位参与者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课，因为你的课上条理清晰，而且没有“废话！”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含泪笑了。我也终于意识到：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把话说清晰是我追求的“正常”，却一直忘了，“脑性麻痹后遗症人士”也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说话不清晰”会是我的“常态”。

不过，脑性麻痹又何妨，它教会了我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用我的身体特质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给自己也给更多人带来启发。

就像今天，我又尝试了演讲，虽然我的话不多，发音不太清晰，语速和音量可能也控制得不太好，但如果，你们当中有观众因为这几段音频，因为我分享的故事，记住了我的演讲，我会非常开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