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重庆轮船同业公会 理事长邓华益先生

邓安澜

浩浩荡荡的长江水东流归大海，不息的波涛声永远诉说着长江航运的开拓者们的丰功伟绩。

蒋介石称卢作孚先生为“作孚兄“、赞他是”民族英雄”。毛主席也曾说过：“不能忘记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我的父亲邓华益先生是卢作孚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助手。

父亲1913年起就进入长江航运事业，历尽艰险、道路曲折。1909年他由上海乘座“蜀通”轮经宜昌于10月29日抵达重庆，这是华人自营轮船入四川的第一次航行。

1913年他任英商白理洋行买办主管航运。1926年组组建民族资本的“九江轮船公司”。

1927年创办“渝宜华轮办事处”。联合中国航商与外商抗争。

1930年任重庆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1931年1月4日进入民生轮船公司并担任领导，同时尽力维护川江木船帮及中小轮船公司的利益。

在卢作孚先生的领导下，发展长江航运，开拓近海运输。投入全民抗战。团结各中国公司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抗争。帮助抗战时进川的浙江、江苏、湖北等轮船同业公会及轮船公司解决各项困难。

解放前夕，保护民族航运资产，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实现公私合营期间。重庆轮船同业公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父亲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被同业及各界尊称为“航业界的老英雄”。

父亲1904年6月毕业于重庆广益书院（第二期）。

1909年父亲任重庆中西德育社干事，英国人白尔理为总干事，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最后父亲为总干事。在此期间他由上海办事回渝，乘坐蒲兰田驾驶的“蜀通”轮，历经惊险，从10月19日正午由宜昌出发，29日抵渝，

停泊南岸玄坛庙狮子山时，重庆的绅士们穿衣顶帽，倾城出动，不少人用叶子烟杆的铜头去打击船钢板，发出金属响声后，大家一齐欢呼！这毕竟是华人自营轮船入川之第一次航行！“蜀通”轮船船主是蒲兰田，领江是陈兴发，买办是吴泉斋。父亲曾在重庆市政协的神仙会上讲过这次惊险航程：他还说，吴晋航先生在北京两次来信，希望父亲将此段川江首航经历写出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11年（宣统末年）原隆茂洋行帮办白尔理与买办古学渊（重庆总商会会长古绥之的儿子，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经重庆中西德育社总干事邓华益从中作合，于1913年（民国二年）正式向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注册设立白理洋行。登记资金白银五千两，设行于白象街。白尔理自任大班，皮克任帮办，古学渊、邓华益、黄云阶任买办。邓华益主管航运部。

1914年英国伦敦的天祥洋行也准备来重庆经营山货，经海关介绍与白尔理合作后，天祥汇来10万两白银，作为修建行址、仓库及营运周转之用。并寄给白尔理一本汇丰银行的空白支票，听凭支用。这样白理洋行的资金就非常富有。

为拓展川江航运，1919年（民国八年）秋起，先后增加川南、川东、川西，川北（油船）四条轮船是用英国最先进柴油机的浅水轮。这四条新船到1926年秋止，7年纯利五十万两以上。枯水期上驶到叙府，洪水期直达嘉定，该四条船曾称雄川江航运。比民生轮船公司（1925年，民国14年成立）早12年进入川江航运。川江航运大事年表（1869年一1930年）描述说：1921年白理洋行之轮“川南”长七丈五尺，是最省费最合用之汽船。

1922年“川南”汽轮于七、八、九月驶叙嘉六次。11月20日，“川南”驶叙，木船帮人禁其起货。

1926年，父亲联合爱国抗日将领，六战区司令长官，抗战牺牲的上将之一李其湘将军，好友李钰安先生买下“川东”、“川西”两轮，改名为“九江”、“合江”。正式成立民族资本的“九江轮船有限公司”并任总经理。

1926年（民国十五年）“九五”万县惨案后，国人反对外国人，白尔理与夫人以休假名义去上海后，宣布白理洋行停业，一切财产由隆茂洋行代管。父亲与好友黄云阶先生用在白理洋行的盈利共同买下黄山及清水溪良田。重庆成为陪都期间，黄山地产及房产无偿借给总统府使用，国民政府返南京后，行营肖毅肃参谋长特致信感谢！

九江轮船公司在宜昌和叙府设办事处。外国轮船公司不断涌入川江，为了和外国轮船公司抗争，团结各中国轮船公司的力量，于1927年组织成立“渝宜华轮办事处”，父亲任主任，组织各中国公司互通信息，组织货源，联合起来与外国轮船公司抗争！

1930年，经各中国轮船公司选举我父亲为“重庆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前一任为赵资生先生）。担任此职务一直到1952年公会停止运行为止。历时23年，此间不领工资和车车马费，而公会职工均享受高薪。

1920年进入中国长江内河，插手长江航运的外国轮船公司，英商己达17家，美商8家，日商7家，德商5家，还有法国、俄国、挪威等。航行在长江水道的外轮多达137艘。可是敢进入川江航行的仍以怡和、太古、日清、捷江、柯克士等为主。

1947年底在重庆共有轮船同业23家。外国轮船公司与中国轮船公司、国营轮船公司与民营轮船公司、大轮船公司与小轮船公司、下江来的轮船公司与四川本地的轮船公司、川江木船帮与各轮船公司，所有各轮船公司与国民政府之间均有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要解决这些问题，轮船同业公会是公认的权威组织，最好的调解处，最快的信息通道，最能够代表各公司利益与政府沟通。抗战时的陪都，父亲例行参加长官公署的碰头会，张群、朱绍良、俞飞鹏、龚学遂、王洸等人均参加整个川江运输会议，这才是真正的指挥中心。

川军出川上前线，宜昌的物资运回，只有依靠这条黄金水道，轮船的调配和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宜昌前线，有卢作孚先生、童少生先生指挥民生船队，但是参加抢运的还有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三北轮埠公司、强华、合众、大量木船队等，所有各方力量均由我父亲坐镇轮船公会，协调各轮船公司，落实各类船舶及木船帮，运兵、运粮，抢运进川机器设备、故宫文物等等。因为有功，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我收藏了一份解放前全国各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名单：

上海 魏文翰， 镇江 向春亭， 南京 施复昌，

芜湖 瞿鸿章， 大通 罗善夫， 安庆 史克昌，

九江 赵若斯， 汉口 徐克成， 宜昌 陈国光，

沙市 易家 ， 万县 刘继光， 重庆 邓华益，

天津 盛昆山， 营口 汤传虎， 青岛 贺仁庵，

连云港 万冕， 镇海 俞序均， 鄞县 吴大烈，

永嘉 林醒民， 福州 王济贤， 厦门 陈候南，

基隆 陈德坤。

凡过年过节各同业公会均有信电往来，保持友好联系。

世界船王董浩云先生抗战时也在重庆，他曾在天津轮船同业公会任职。三北轮埠公司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并在重庆成立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驻渝办事处，其它未西迁之公司，则推请董浩云为代表，加入该公会办事处。并公推：沈中毅为主席，虞顺懋、李志一为常任董事。会址设在重庆千厮门行街10号航业学会内。

父亲很照顾这些“江浙帮”，三北公司事长虞洽卿1945年在重庆病逝，父亲参加追悼会，而且送了一付最好的楠木棺材。三北公司船员暂时发不出工资，先由民生公司借资发出。70年代我在上海会见虞顺慰先生（虞洽卿三公子）时，他重提此事．并再表感谢！

全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杜月笙先生。.jpg

陪都重庆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先生。.jpg

上海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先生。.jpg

解放前，中国全国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杜月笙先生．亦任民生公司董事，抗战时住在汪山。与父亲常有交往，儿子在广益读书，女儿杜美如在汪山小学上学。

数十年后，有关部门希望我去中东约旦王国首都安曼拜访杜美如大姐及丈夫蒯松茂大哥（国民党驻约旦空军武官），我圆满完成了任务，实现他们52年后重返上海家乡的愿望。新民周刊作过专访。我与他们在约旦有合作项目正进行中。

杜月笙女儿杜美如、蒯松荗，邓安澜在约旦首相祖玛家作客.jpg

杜美如、蒯松荗夫妇与邓安澜在北京.jpg

杜美如、蒯松荗与他们的儿子在北京.jpg

因为我父亲是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又是民生公司领导人，在处理民生公司与国营招商局轮船公司，民生公司与中小轮船公司（如强华、合众等），民生公司与木船帮货源分配上，均表现出：公正、友好、团结、共同发展的原则。

1947年，招商局七十五周年大会上，我父亲代表航业界致祝词时说：“国家盛衰在交通，招商局由一条船发展到四百多条船，由民办、官办、官商合办而国营。抗战胜利时期招商局最为同业钦佩，真应该向徐学禹先生致敬（徐学禹先生是招商局总经理）。

抗战初期，大量逃难同胞滞留汉口、宜昌，此时外国轮船公司和少数国内船东想借机抬高票价，在重庆轮船同业公会是否提价的会议上，我父亲力排众议，提出船票不但不涨价，学生减半，小孩免票。在民生公司联席会讨论时，大家不发言，最后卢作孚先生说：“按华益的意见办“。这对当时的社会和人民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

强华轮船公司是挂法国旗的公司，与中国船公司比有许多优惠条件。其它公司为此有很大意见，但根据历史原因，这样对强华中的民族资产很有利。轮船同业公会仍坚持维持现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抗战时他们的船舶、人员也有牺牲，强华公司老板黄谨滢先生一直到去逝前，还来我家对当年扶持之举表示谢意。

抗战前轮船同业公会与英国怡和洋行有过一次较量。怡和洋行买办孙先生，私自破坏协议，在春节前以高价与某些商号签订了第二年的四川出口的山货、毛皮，猪鬃、药材等货源和运输合同。同业公会其它中国会员公司将面临无货源的处境。父亲知道此事后，请来山货、毛皮、猪鬃、药材等商会会长，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反对洋人破坏协议，洋人滚出四川去。中国人的货让中国人运。”次日父亲好友石云亭会长动员社会各界上街游行示威，愤怒的群众，匝了部分商号的仓库、店面，这些商行明知做错了事，宁可赔钱，也立即与怡和撕毁协议。

第三天清晨，买办孙先生就到我家，进门就跪下求饶，高呼“错了！错了！”。父亲叫他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娃娃，你还年轻呀！”经轮船同业公会开会决定，维持与怡和签订的运输价格，但货源和运量由轮船同业公会重新分配，怡和洋行以失败告终。解放前孙先生去了香港，仍在英资印华轮船公司任职。

1946年6月13日，我父亲以重庆航业界的名义沉痛呼吁，反对外轮再入内河，不惜罢航抗议买办政策，通电国民政府，保护民族航运。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前夕，重庆市长杨森下令炸毁在重庆港各轮船公司的轮船、码头。我父亲以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代表各轮船公司与杨森谈判，谈判结果杨森向轮船同业公会索取黄金一百条，最后终止炸毀行动。从而保护了民生公司及其它轮船公司的财产，维护航业界的利益。

因为父亲在航业界的贡献，1946年，六十大寿时，重庆各码头停船鸣笛致敬！民生公司放假一天，在南岸民生新村放电影，唱京戏，放鞭炮。魏文翰先生代表全体航业界同行，送来有卢作孚先生、郑东琴先生为首签名的祝寿屏，轮船同业公会送了一个大银杯上书“航业界老英雄”。李肇基先生说，我的父亲邓华益先生，“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作者简介：

邓安澜196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1965年－1984年先后在石油工业部、石化总公司工作。1984年以来先后创办中国九江轮船公司、广州运通船务企业有限公司、深圳万舟航运有限公司等。曾任江西省九江市工商联主席、市政协副主席、江西省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民建江西省常委。

主要参考文献：

《重庆南岸文史资料》第九辑、《 FRIENDS TO CHINA》、《近代川江航运简史》、《民生公司与外商的竟争》、《回忆四川合众轮船公司》、《洋行垄断下的重庆山货行》[](javascript:; "表情")[](javascript:; "截屏") [](javascript:; "图片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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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此文时，邓安澜先生讲到在1948---1949淮海（徐蚌）战役酝酿、进行期间，国共两党曾出现和谈迹象，国际、国内都有势力主张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在此背景下，重庆轮船同业公会请示全国轮船船业公会（并通告各地船业公会）同意后，曾向国共两党发过通电吁请和平，通电全文为：

行政院何院长、交通部瑞木部长、汉口白长官钧鉴；
北平毛泽东先生赐：

窃查近日战事及于长江，水上交通已告中断，关系二万万人民大动脉之长江窒息以后，上下货物不能流通，若干船只及其家属陷于无法生活之境，其影响不仅及于都市，将普遍及于广大农村，经十余年战争，国人已感精枯髓竭，其生命之不绝有如一缕，何堪再使其最后绝望。今天和谈开始，祥和之气已满国中，倘于停止江岸战事之顷，保护轮木船上下，使能恢复正常商运，使生产者不绝出路，消费者不绝供应，感戴鴻施，不仅航业界己也。迫切恳求，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重庆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叩 印鱼

-----通电电文出至，民生公司秘书室主编简讯1000期，1949年4月11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