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到今天，不断受到各种病毒的侵害，我们的免疫力因此不断进化。但是非虚构作品《血疫》却提醒病毒也在不断进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因此，疫情的暴发很可能是自然的自我平衡。

在这个层面来说，每一次的瘟疫都让人类在自然面前学会了谦卑。但当我们一次次攻克疾病，自大又多一分，开始相信自己在星球的主宰地位，相信改造自然，让其为我们所用，而新的危机却在暗流涌动。

瘟疫的暴发和抑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涉及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运作，并与之产生复杂的互动和博弈。遗憾的是，这种互动，并非都会导向一个正面的结果。

以下五部电影涉及古今中外，都和瘟疫的暴发有关。这些电影风格各异，侧重不同，但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同性：鲜活的个人总是要面对僵化的组织，个人的生命价值总是需要和集体的利益进行衡量，脆弱的人性必须经受残酷的打压……它们都在描述人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疾病的敬畏，以及在危机时候爆发出的极端人性。

这种“极端”不仅指的是那些黑暗的部分，比如邪恶和自私、恨意和猜忌；也指人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普通人迸发出的“神性”。正因有了为我们拉响警报的“吹哨人”，替我们抵抗灾祸的先行者，为我们具体寻求方法的实干家，人类文明才得以延续……

疫情的“吹哨人”： 

挺立在敌人和公民之间

2019年的美剧《血疫》（Hot zone）改编自同名非虚构作品，以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雷斯顿事件”为原型，成功塑造了几位美国式“吹哨人”形象。该剧讲述了1989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埃博拉病毒暴发事件，军方研究人员南希·贾克斯发现猴子身上具有这种病毒，并可能传染给人类，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但南希坚持上报，所幸最后虚惊一场，病毒得到了及时清理也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美国政府以此为警戒，建立了一套新的防御机制。

任何制度都不能接受瘟疫的存在，认为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抢购，而稳定的秩序是不可以被挑战的，也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为了争取到上级的支持，南希·贾克斯和她的导师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让事件一步步升级，倒逼上级不得不重视病毒的存在。

《血疫》塑造了美国式的“吹哨人”。

严格地说，这部剧集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剧情，但是却给予观众非常现实的警示：病毒随时可以出现，它本身就会自我更新，随时准备卷土重来。以埃博拉病毒为例，自从1976年发现之后，已经暴发了28次，2014年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还依然暴发了埃博拉疫情，导致上万人死亡。人类在安逸中已经忘记在我们的始祖就在不断地和各种病毒做斗争才有了今天的人类，面对疾病，我们永远需要在前线的“吹哨人”。

该剧的高光时刻就是南希吹响警告的“哨声”之时，她对官僚系统的上司们说：“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决策而袖手旁观，什么也不能做，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可能摧毁一座城市的敌人，而各位将挺立在敌人和门外的公民之间……”

不治已病治未病：

瘟疫作为历史的终结

在众多关于瘟疫和疾病蔓延的电影中，中国导演王竞的《大明劫》恐怕是让国人最为感同身受的一部作品。电影讲述了明朝崇祯末年，天下大乱，将军孙传庭镇守潼关却遭遇瘟疫，眼看大明江山覆灭，所幸得到医生的吴又可的帮助，研制出了“达原饮”使得疫情得到了遏制……

电影里演绎的历史并非没有根据，该片的编剧将同时代的两位名人依靠一场瘟疫拉上了关系，看上去讲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骨子里将治病和济世并置起来，以古喻今，颇有一些“警世通言”的意思。

电影的最后有一段孙传庭和吴又可的对话，谈及国运，吴引用《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谈及历朝历代始兴终衰，皆是因为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而大明王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解除。”

《大明劫》：治病是救国的隐喻。

孙传庭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作为官僚系统的一分子，他的身份就是原罪。看上去当前最大的阻碍是无法抑制的瘟疫，事实上，四面受敌，不论是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还是无良乡绅组成的地方豪强，都各自有私心，不肯给予应有的支持，最终导致潼关失守，明朝的覆灭。孙传庭知道王朝气数已尽，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是因为百姓饥饿，民不聊生，这其中的原因积重难返，却又不得不奋力一搏，最终战死。

孙传庭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了达成目的甚至不惜屠杀患病的士兵，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形象。乱世之中，杀伐决断怎么做都是错，面对结构性的问题，个人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很难力挽狂澜。历史不可避免地一路下沉，个人的命运往往和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这是一个电影的经典叙事，也是一出一再上演的悲剧。

个人对抗群体：

瘟疫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韩国电影《流感》是一部标准的灾难片，故事紧凑，不乏宏大场面，在当年曾受到一定的关注，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被广泛讨论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假设了疫情大暴发后，国家是如何变成人民的对立面的，为了所谓的国际影响和更多人的利益，政府封锁了疫病暴发的地区盆塘，实行了残忍的军事化管理，屠杀患病群众，最终引发了暴动。

电影以瘟疫作为一种隐喻，揭示的是政治的暴力，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制度往往会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因此，我们可以把《流感》看做一部平民英雄抗击暴政的故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电影的主创之所以有这样的故事灵感，与韩国的历史不无关系。

 个人对抗群体。

当然，作为一部商业片，这部电影无意揭示更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以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为由头，解释了为何瘟疫发生首先想到的是隐瞒，其次是封锁，之后才是治病救人。

电影并没有扼杀我们对现实的期待，该片真正的主角是一位患病的小女孩，在大部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只有她的眼中有善意和爱，是她真心救助了第一位患病的偷渡客，也因此获得了抗体，拯救了所有人。

坦率地说，这种叙事多少有些老套，从艺术的角度，这部电影或许也只能说中规中矩，但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容易通过电影叙事的机制调动观众的想象力，从而和现实进行有效的互文，进而起到一种社会监督的作用。

人祸而非天灾：

瘟疫作为一种警告

在众多关于瘟疫的电影作品中，《12猴子》与众不同，它是一部科幻电影，讲述了在未来瘟疫横行，夺走了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性命，少数人为了生存躲进了地下，过着被统治者严控的生活。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源头，找出瘟疫肆虐的原因，男主角詹姆斯·科尔穿越到过去，试图查明真相。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假象出一个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而是揭露一个残酷的事那就是我们人类很可能无法改写历史。

《12猴子》构建了一个对未来不甚乐观的想象，是一部“反乌托邦（anti-utopia）”电影。让人类覆灭的病毒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人为的结果。人类之间彼此的仇恨从何而来，电影没有直说，我们却从对整个社会环境的塑造看出一些端倪。

《12猴子》是一部“反乌托邦”电影。

电影开始，就是在未来监狱的环境中展开。科尔作为囚徒不能不接受成为“志愿者”，接受地下统治者的任务，而他重返地球之后首先就进入了一个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认识了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杰弗里，后者告诉他精神病院的病人绝大多数没有病……看到这里，观众多少会感受到福柯“圆形监狱”的理论在此片中的运用。

该片揭示出，在瘟疫肆虐之前，人类就已经疯狂的现实。电影一再提及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她是一位不被听信的寓言女神。电影因此具有了双关的含义，既指主角的预言不被采信，也指向观众，对未来发生的灾难没有警惕。

电影的最后，科尔重复了自己的命运，没有改变命运的安排，他不知道的是，当疯狂科学家登上了飞机，他的邻座正是未来统治者之一，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的看法一致。这揭示了科尔命运的根源，也揭示了某种结构性的恶。

好人难寻：

瘟疫下的世态人心

索德伯格的《传染病》（Contagion）还原了一场疫病暴发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全球化的形势下瘟疫蔓延速度是多么超出想象和不可控制。电影的重点，没有放在如何控制疫情，而是可以看做一个社会寓言。

这部电影的内容，不乏与现实对应的桥段：无良网络写手假装自己被一种叫做“连翘”的药物治好了疫病，以此哄抬药价，从中牟利。第二天，愤怒的人们果然砸了药店抢夺“连翘”，最终却因此丧命，始作俑者却钻了法律的空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

引导舆论的无良写手。

《传染病》大牌明星云集，人物众多，从中国香港到日本再到美国，看似无关的人因为瘟疫被绑在一起。电影以群像散点的方式进入剧情，描绘了当可怕的瘟疫席卷而来，每个人面对生病的威胁表现出了不同的人性挣扎：如何面对死去妻子的背叛，如何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如何面对金钱的诱惑……不同的人物进行了不同的选择，或者铤而走险，或者获得新生。

这部电影，用时间线的方式，提醒我们一场疫情所带来的摧枯拉朽般的改变，直到最后才揭示瘟疫发生的原因：携带病毒的蝙蝠和患有流感的猪相遇，猪被人类食用，人类又四处旅行……看上去简单的因果，却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电影没有把重点放在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关注的却是人心的深不可测。文明因为瘟疫的蔓延变得脆弱，这部电影拍摄得颇有一些道德驯化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