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快要回归前，港英政府忽然积极帮助专业人士成立专业团体，设立制度巩固专业人士的利益，但是专业团体权利过大带来严重问题。

　　受专业团体保护的专业人士，佔据政府、医院及受资助单位的岗位，因此拥有重要的话语权。政府在改变这些利益集团时显得非常无力。

　　在2018年底至2019年年初，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是引入海外医生以纾缓公立医院医生不足的问题；儘管民间支持的呼声很高，无奈香港医务委员会以所谓保障市民健康为理由，坚持无理的註册条件，包括要求经验丰富的海外医生重新进行初级的临床工作实习；而在美国，完成考试后就认可了考生的医疗临床能力，能够直接在医院专科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当一个受薪的医生。

　　说穿了，医委会（会员大比数为医生而非其他行业人士及平民百姓）为了自身利益阻挠海外医生到港执业，而且无端扯上内地医生作话题，製造内地医生搞砸香港医疗系统的舆论。

　　香港医委会每年堵塞无数在国际名校毕业的医生回流执业，加上排外的“卫生署认可医疗专业註册计劃”延续本地专业团体的山头主义及利益。到时候医疗服务不足，市民又会把矛头指向政府。

以专业权威鼓动年轻人走上街头

　　专业团体或人士在网络的文宣影响力巨大，原因是专业群体在香港社会拥有高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吕天忻接受电视英文节目Straight Talk访问，被问及撤销暴力示威者的检控会否破坏她想捍卫的法治；她直言，许多法律的专业人士和教授说，根据《基本法》和现行法例，特首和政府可以阻止检控而不触犯法例；她也认为特首如不放弃检控，就不能与学生进行对话。法律界人士在这一次修例风波中传递片面甚至扭曲的信息，变相鼓励年轻人挑战和破坏法治，影响恶劣。

　　就是敢言成员 程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