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江聃

　　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倾山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新时代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开放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研讨会。会上推出的两部著作《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新时代服务业发展和开放问题。

　　课题组认为我国已经很接近“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务业占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规模扩张，仍须坚持“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并举发展。同时，课题组建议，我国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提高在服务业产业链高端的占有比重，避免“低端锁定”。

　　我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院副院长、研究员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刘奕代表课题组作了成果汇报。

　　夏杰长在发布会上列举了五项基本事实，以此来说明我国正迈向“服务经济时代”，如：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份额越来越高，已占据半壁江山(占比52.2%)；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贡献更加巩固(占比46.3%)；服务业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占比56%)；外资对服务业与越来越“青睐”(占比68.1%)；服务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占对外贸易比重14.6%，日益接近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

　　课题组认为，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判断服务经济时代的指标不仅应包括服务业就业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也应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消费比重、服务业开放度等。当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均已超过50%，同时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增长显著，接近50%，服务业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中之重。所以，综合起来考虑，我国已经很接近“服务经济时代”了，或者处于服务经济时代的“窗口期”。

　　据课题组测算，预计我国在2023-2025年间很可能迎来“服务经济时代”。

　　课题组特别强调，中国迈入“服务经济时代”，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务业占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规模扩张，仍须坚持“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并举发展，坚持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之路。

　　夏杰长认为，当前服务业和工业自身特点发生了根本变化，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通过多维视角的比较研究，发现一味强调谁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观点日益不合时宜。

　　制度建设和对外开放双管齐下

　　服务业具有制度密集型特征，对制度高度敏感和依赖。夏杰长认为，当前服务业在体制和机制上仍有诸多领域亟待改革和突破，包括垄断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管理体制问题，以及对新经济、新服务(比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的管理方式问题。

　　同时，服务业企业“成本高企”，营商环境有待更加优化，服务标准、服务品牌缺失，社会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规模小、发展水平低、短板依旧等问题也拖累了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

　　课题组采用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中半参数法(OP法)，对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及各行业2007-201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就服务业内部的技术进步率而言，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和东北地区居中，而中部地区最低。

　　按时间段来看，在2007-2016年期间，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但这一增长态势也存在地区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而西部地区下降趋势明显。

　　刘奕则以汽车共乘服务为例，谈到通过实证检验，汽车共乘引入对于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她提出，政府在共享经济治理上，应准确把握网络效应同属地化管理、鼓励创新同因地制宜、简政放权同地方监管权限的三个平衡，同时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基础上，适当提升共享经济资质和资格等事宜的立法层级，推动多元化治理，促进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课题组围绕优化制度环境，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八条建议，包括：更加严格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稳定服务企业的投资预期；深化“负面清单”，制定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培育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活力；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开放公共信息系统；顺应新经济新服务的要求，创新政府治理和市场监管方式；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培育服务品牌，打造服务标准；完善服务业人力资源政策等。

　　对外开放方面，课题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还相对处于较为不利地位。从服务贸易逆差的细分领域来看，在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608亿元，运输服务业的逆差为3772亿元，文化娱乐业的逆差为135亿元，旅行服务的逆差达到14595亿元。即使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微弱的顺差，但进出相抵之后，我国服务分类进出口的总逆差仍然高达16177亿元。

　　课题组认为，综合来看，在国际服务贸易价值链中，由于在知识产权、研发设计等领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生产性服务还基本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端。这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过程中重大制约因素。

　　课题组提出，我国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主要着力点应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提高在服务业产业链高端的占有比重，避免“低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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