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应沈漪

万里长征，是我党和我军革命史上一段永不褪色的传奇。

娇小的个子，瘦弱的身躯，一根拐杖，一顶红军帽，现在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师邓玉平，从2004年开始，背着行囊先后11次踏上红军长征路，“他们是传奇，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在“红色苦旅”中寻找长征精神。

红军后人的“执念”

邓玉平的“红色苦旅”，始于一种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的深深“执念”。

她的父亲邓志云，四川江油人，是一位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来到了他的家乡，年仅12岁的邓志云参加了红军。

从小听着父亲的长征故事长大，邓玉平深受父亲影响，她酷爱历史，尤其对红军长征史充满兴趣。她学了历史专业，后来成为一名历史教师。1991年，邓志云去世，为了缅怀父亲，邓玉平想重走长征路。她觉得学历史、教历史，更应该去感受历史，身体力行地告诉学生历史是什么，长征精神是什么。

2004年，准备出发前的3个月里，她每天坚持步行1个多小时上下班，锻炼体能，为一个人的“长征”做准备。当年7月，邓玉平背起行囊，只身从上海起程，沿着父亲的足迹，第一次重走迂回曲折的红四方面军长征路。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2006年7月，因落下腿疾，邓玉平拄着拐杖踏上红一方面军长征路；

2006年9月，赴川陕根据地和雪山草地，因高原反应休克，送医院急救，幸转危为安；

2007年7月，重走红二、六军团长征路；……2012年7月，徒步穿越松潘草地，一行人遭遇暴雨冰雹迷路，邓玉平半昏厥，被藏民和队友所救；

2014年6月，重走红军入川路；

2015年6月，重走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的小长征路，淋雨患上急性支气管炎失声，不得不写字问路。

11年间，她结识的一些志愿者和红军后代也加入其中，相伴同行，至今已经11次走过了各条不同的长征路。在家人和各地爱心人士的支持下，邓玉平在长征路上寻访到240多位老红军，其中女红军38位、开国将军28位、老红军奥运火炬手4位。最年长者106岁，最年轻的89岁。

邓玉平始终记得父亲的口头禅：“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等她寻访到更多的老红军时，发现他们用不同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话。而这些在革命年代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经常噙着泪，郑重地委托她：“我走不动了。你要重走长征路，就请你代为和我们的战友握握手吧！”这些万里长征亲历者的信任和嘱托，给了邓玉平另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越走越觉得不单单是在怀念父亲了。”

沿途收集大量珍贵资料

重走长征路，不是红色旅游，更像是一种信仰支撑下的苦行。

每次寻访之路都要历时1个月左右，出发之前规划好的只是一条大致的路线，路上会遇到什么，大多在计划之外。路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中暑、伤病、迷路、甚至车祸，用邓玉平的话说，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都碰上过。更不消说她身体羸弱，有腿疾、高血压，几次从鬼门关前绕行。

每到一地，邓玉平会先找到当地邮局盖好邮戳，然后找当地的老乡、司机攀谈，找寻各种红军标语、红军旧址遗迹，但凡与长征、红军有关的红色印迹，都去现场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来。在邓玉平的“长征”路上，最让她震撼的是“那些数不清的沉默的红军烈士墓”，每到一地，她都要去红军墓祭奠英烈，拔掉野草，到烈士墓边坐一坐，陪伴片刻。

在这种震撼之外，邓玉平也被革命老区的百姓深深感动。

四川通江两河口是红军入川的第一镇，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最初还担心老百姓是否接纳部队，想不到大受百姓欢迎。邓玉平记得格外清楚，2014年6月30日下午，一行3人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小镇街沿上歇脚。街沿边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听到她们的对话，知道是来重走长征路的，什么话都没说，主动给她们送来3碗鸡蛋面。邓玉平深受感动：“就好像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重叠，老百姓对红军的信任和拥戴延续到了今天。”最后，本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她们执意付了面钱。

跋涉万水千山，邓玉平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和图片资料：几大箱记录老红军影像的录影资料、100余万字的访问日记、堆满整个书房的长征资料和书籍。更重要的是，她把寻访路上体会和理解到的长征精神，当成最大的财富带回了上海。

留下240多位老红军签名

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穿破了多少双鞋，拄坏了多少根拐杖，邓玉平已经记不清了，唯有跟随她十多年的暗青色背包没有换过。这个被汗水、泪水、雨水浸透过的双肩包里，放着邓玉平最宝贵的东西——一面红军旗帜。

展示之前，邓玉平先是用纸巾认认真真地把桌子擦了一遍，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将旗面展开。从2004年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开始，这面旗帜就放在行囊里，现在，鲜艳的红旗上留下了240多位老红军的签名，都是这些年她重走长征路的见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目前还健在的老红军已经相当有限。当年找到的老红军并留下签名的，很多都已经成为绝笔。邓玉平说，年纪大的老红军，签一个名可能要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但依然坚持自己写，坚决不让小辈代笔；　还有一位叫胡大祥的老红军，2006年10月2日在重症监护室签了名，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寻访途中，邓玉平跑了太多次医院、护理院，见到老红军，亲切地称呼他们“红军爸爸”“红军妈妈”，感觉老人眼睛都亮了。邓玉平回忆，有一次去武汉看望一位叫姜萍的女红军。当时老人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邓玉平在她的耳边叫了声“红军妈妈，长征，长征”，想不到老人立刻有了反应，还紧紧抱住邓玉平，让所有人吃惊不已。告别之时，老人还拼命从轮椅上站起来，由人搀扶着坚持相送。

而这件无价之宝，也曾差点遇险。2007年，在重走红二、六军团长征路途中，邓玉平遭遇抢劫，小包被抢走，幸而这面旗帜和军帽等都放在大包当中，没有被抢。但这也让邓玉平后怕不已，对这面珍贵的旗帜倍加珍惜。

矢志不渝传递长征精神

历经了千难万险，邓玉平愈发淡然。她说，只要还能走，就不会停下重走长征路的脚步。“红军战士是英雄，是传奇，我所做的，就是想用心讲好他们的故事。”从缅怀父亲开始，她执着地把“长征”当成了自己新的事业。

她告诉记者，自己总结的长征精神是：“一直向前的理想信念，一直向上的英雄气概，一直向真的艰难跋涉，一直向善的品德升华”。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感受到了前辈的不易、同伴的互助，还有革命老区人民的热情，一路上，体会到人性的真善美。

邓玉平不仅想做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她更想做一名传播者。

2011年退休前，她把自己收藏的几百本有关长征的书籍借给学生阅读，把在长征路上拍的照片、视频和收集的资料制作成幻灯片、视频，用于课堂和讲座。她所在的学校也把长征精神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设了“走进长征”历史选修课，学生报名踊跃。

退休以后，邓玉平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公益活动。作为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和志愿者，她经常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传播长征精神。她发动了自己所在的塘桥社区和小区，用义卖的方式筹集善款，捐给革命老区的学校。

曾经，父亲邓志云出去做讲座，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的故事，邓玉平在家等待，见到父亲回家来总是精神奕奕，格外兴奋；而今，邓玉平去各处讲自己感受到的红军万里长征，回到家，她的孩子总要问，“妈妈，今天讲得怎么样，给自己打几分？”邓玉平觉得，这就是一种神奇的轮回。

2004年7月，邓玉平从上海起程，第一次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

2006年7月，因落下腿疾，邓玉平拄着拐杖踏上红一方面军长征路；

2006年9月，赴川陕根据地和雪山草地；

2007年7月，重走红二、六军团长征路；

……

2012年7月，徒步穿越松潘草地；

2014年6月，重走红军入川路；

2015年6月，重走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的小长征路。

11年间，她已经11次走过了各条不同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