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国之野心，清廷中枢似浑然不觉。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问题,严重挑战到俄之“远东征服”计划,自然引来其强烈反响。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俄国政府就已有所行动。维特在  得知日本有意染指辽东半岛后,立即向沙皇尼古拉进言：“除非我们准备面对一场战争,或放弃远东的广大市场”,否则“我们决不能容许日本在大陆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和“攫取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维特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其意图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况且“假如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总之,倘若当下置之不理，今后对于俄国远东利益，肯定  遗患无穷，决不能坐视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维特还指出，如果俄国干涉辽东问题，阻止日本的侵占计划，“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边界”。于是俄国联合法国、德国,于   《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便命令三国军舰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
　　眼瞅着三国之军事警告步步逼来,已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对俄、法、德三国让步。在俄调停下,日本准许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毋庸置疑，“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由俄国策划与导演的一出  “狼口夺食”的大戏，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坏它的“远东征服”计划,绝非向中国“献爱心”。但在清廷看来,此举恰印证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与权谋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强国还是弱邦，若无几个像样的国际盟  友，焉能立足？俄国此番替中国出头，颇让四顾无援、苦苦寻求小伙伴的清廷，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盟友即在不远处之慨。故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联俄制日”的思想最终定型。
　　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弱国,中国要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求生存,谋发展,实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强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实际且迫不得已的。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国自然参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马加鞭，促成两国结盟。1896年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期,按照外交礼节,各国皆应遣重臣前往祝贺。清政府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以“王之春位望未隆,与各国遣使相形难于接待”  为由,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实际上暗示非李鸿章不可。而此时之李鸿章，正因《马关条约》之咎,虎落平阳，入阁闲居。于是俄使“贿通西后与李莲英,使改派鸿章,且请假以全权,办理还辽报酬事宜。”清政府考虑到沙俄干涉还辽有功,又是中国的债主,得罪不起,加之“联俄制日”亦是眼下外交战略题中必有之义,于是改派李鸿章为专使。李氏行前还特受到慈禧召见,谈话“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
　　为使李鸿章同意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筑路计划，沙皇可谓煞费苦心。他唯恐李鸿章先赴欧洲,于是派特使专程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并给予李俄国最高礼节待遇。1896年5月3日,中俄举行秘密会谈。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维特软硬兼施,一步步将李鸿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声称“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再三强调“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　　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他又恐吓道,如果中国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从此焉能再助中国矣？”可见维特已将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这显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预期。李鸿章自不敢答应。
　　维特未使李鸿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亲自出马。他单独召见李鸿章,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　　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何况中俄两国间谈判进展到这一步，李鸿章颇有些骑虎难下的尴尬，尽管“借地筑路”让人甚感棘手,但　　考虑到此行目的是为“牵制东洋”而“联络西洋”,若继续僵持，很有可能“东洋”还没被“牵制”，反倒得罪了“西洋”，双方不欢而散，岂不是旧仇未泯，又添新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　议。他在1896年5月14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极力劝说总署，“约文无甚悖,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后李虽在“借地筑路”问题上打算给俄国设置一些障碍,但维特巧施妙计，慷慨承诺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三百万卢布以为酬劳，并为此制定了一份议定书。李当然不会跟财神爷过不去，遂调头做清廷工作，“俄既推诚,华亦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云……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穆拉维约夫、维特分别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
　　《中俄密约》涉及如下要点：
　　1.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韩国土地,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为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2.  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3.  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尽力帮助；
　　4.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威。唯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5.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运转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该条约虽名为中俄两国“互相援助”,但实际两国权责并不对等。从长远看,如果中国真正履行条约,俄国在战时、平时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且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方有资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国达到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中国东北的目的,将侵略矛头名正言顺地伸展到中国东北；而清廷从中得到的不过是俄国一句空头承诺。说穿了，俄国利用清政府急于求援心理,趁火打劫了一遭。《中俄密约》本质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清政府本欲关上前门驱走豺狼，孰知后门洞开，引来了虎豹。
　　中国的阳谋，俄国了然于胸；俄国的阴谋，难道谙熟外交的李鸿章未识破分毫？

翁相补台，李相拆局

　　历史小说大家高阳先生于其作《同光大老》中，这般酷评李鸿章与翁同龢 二人之关系：“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不解之仇。这两家恩怨纠结，已非一年；使李鸿章切齿刻骨者，即是翁同龢明知北洋海军是纸老虎，偏偏逼着他开仗，以致一败涂地。其时又眼看翁同龢得君日专，而有张荫桓为助，居然主持洋务。旧恨新仇，妒愤交加，所以务为破坏……当时李鸿章只要想到翁同龢，就会血脉偾张，激动难平；因此，一切的一切，以拆翁同龢的台为主。翁同    愈顺利，李鸿章在嫉妒且恨的心情下，破坏得愈厉害……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甲午之后，淮军四零八落、大势已去，直督、北洋大臣职务又一并罢掉，李鸿章活脱脱一个“光杆大学士”。若想东山再起，李所能凭依的，唯有其纵横捭阖近四十载的外交经验。诚如高阳所言：“李鸿章一生事业，毁于日本；亟谋　　联俄制日，以为报复。”故李之极力达成中俄联盟，又隐伏其个人政治私念：借俄国之虎威，驱走其视为“豺狼”之翁同龢。此招堪称“险上加险”：一来凶险，二来阴险。
　　俄国之行，李鸿章给清廷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到了1897年，一记双响炮便让朝堂众人大为惊骇。当年11月1日，两名德国天主教徒在山东曹州被杀，这为德国入侵垂涎已久的胶州湾提供了最佳的借口。从东亚地缘政治上审视，胶州湾对于俄国也十分重要。就在3个月前，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皇尼古拉二世，特意询问胶州湾问题。俄皇允诺若必要时，德国可以使用此港湾。自此，德俄两国已达成默契。无怪乎德国外交大臣亨罗艾认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治问题，就像胶州湾问题一样，被两位君主如此坦白而诚恳地加以讨论”。狡猾的俄国人如同甲午年一样，以德国为前驱，待其与中国摊牌后乘机揩油。
　　11月14日，德国舰队驶进胶州湾。一日后，枢廷之上，居然仍是一派逍遥气象：翁同龢 “邀礼邸过余便饭，钱、刚二公作陪，剧饮纵谈甚畅，自辰抵申正乃去”。除了恭王卧病不便外出，四大军机悉数齐聚翁府，打开陈酿，佐以佳肴，酣畅淋漓地聊了足足八个小时。与此同时，光绪陪着慈禧“诣圆明园课农轩”，视察重修进度。就在这滚雷即将破空轰鸣之际，李鸿章却在私底下忙得不亦乐乎。当日，李造访俄国大使巴伯洛夫，请俄对胶州湾一事给予援助。第二　　天，翁同龢方知德国入侵之事。可见，李鸿章在俄国必设有眼线，且其故意遮蔽讯息，不透露给中枢，就是欲为俄国出兵东北制造口实，从而将失职祸水引向翁同   。
　　临此危局，翁同龢只得见招拆招，努力补台。通过交涉，德国公使海靖提出“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偿、山东路矿及租胶州湾”六条要求。几度磋商，对于中方意见，“彼不允却不拂”，可知德方具有解决问题之诚意。稍后英　　国介入调停，总税务司赫德径直劝告翁：“此事若不速了，可忧者不仅兵费……各国添兵，意将何属？而中国不闻耶；抑闻而不省耶？”言下之意，再拖下去，中国必有豆剖瓜分之祸。恰值此际，德国亦有尽快促成和约之意，至12月7　　日，相关条款基本议妥，中德交涉看似已近尾声。
　　怎料翌日平地起惊雷，李鸿章居然私自邀请俄国向德国索取胶州湾，于是使得本趋明朗之局势再度复杂化。握此口实，俄国大举进军旅顺、大连，德国亦乐观其成，甚至向俄表示“现在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不管他是什么人”，态度转而强硬，推翻前议。两国合力玩起了双响炮。
　　事已至此，清廷只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再度与虚伪的盟友俄国讨价还价。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李鸿章、许景澄等与俄国代表分别在北京和彼得堡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包括：
　　1.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二十五年，如双方同意，租期可以延长；
　　2.中国允许俄国将中东铁路修支线至旅顺、大连；
　　3.清军不能在租借地里驻军，俄国对租借地有调动军队和治理地方权利。
　　俄国从而解决了三大问题：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满洲；在中国东北拥有了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及利用中东铁路支线和西伯利亚铁路把中国东北和俄国连为一体。
　　梁启超曾追溯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之源头，指出“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赖此密约(《中俄密约》)启之。”此一纸公文，给清末国人带来的，是一场弥天的黑暗梦魇。

谁人之手，铸此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