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接管鞍钢恢复生产秩序

　　1948年，父亲到达鞍山后，立即与军队、党委、政府、工会取得联系，取得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了统一指挥，在短时间里恢复鞍钢的生产秩序。父亲在东北工业部期间，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向苏联专家学习，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协调党政军群等各方恢复鞍钢生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党中央开始兵发东北，同时调集两万多干部北上，父亲也随干部团，日夜兼程经张家口、承德、锦州，抵达辽东。此时陈云任中共东北局南满分局书记，父亲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任辽东贸易管理局副监委，负责我军作战的后勤保障和工业、交通的恢复。

　　1945年9月，安东（丹东）解放，父亲兼任安东海关副关长。1948年2月，我军夺回钢铁重镇鞍山，但如何把这个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顺利接管下来，成为摆在陈云面前的难题，因为我党从未有接受管理大企业的经验。

　　陈云想到了我父亲，在通化他直截了当地说：“尽管我军拿下了鞍钢，但局势很混乱，派你去鞍山了解情况，取得地方党政和军队的支持，团结全体职工，把鞍钢接下来，要其它单位退出鞍钢，建立起秩序。”父亲连夜取道恒仁、草河口、摩天岭的山路到达鞍山。

　　鞍钢是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解放初期的生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此前，苏军撤退时拉走了最好的设备，1946年国民党派重兵进占鞍山，派来6名有着留学经历的接管大员，并成立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又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上千名职员，再加上“昭和制铁所”的100多名日籍技术人员和一名德籍筑炉工长，人多势众，经过一年多时间也仅仅恢复了一小部分生产，撤退时又炸毁了部分设施。这次我军再次进驻鞍山，鞍钢已是满目疮痍，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父亲到达鞍山后，立即与军队、党委、政府、工会取得联系，取得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了统一指挥。果断采取措施，建立护厂队，打击盗窃哄抢，还给每个职工每天发3斤高粱米，安顿群众生活，恢复了部分供电和生产，在短短的时间里恢复了秩序。

　　有资料记载：在这场拉锯战中，安东经历了一出两进，鞍山二出三进。父亲留下的文稿中有一篇回忆录《从接收鞍钢到全面复工》，文中说：根据他和杨春茂、王勋、吕东等老同志的共同回忆，1945年9月我军进驻鞍山，翌年4月被国民党新六军攻占，同年5月我军又占领鞍山，5天后退出，1948年2月我全歼鞍山守敌，再次攻占鞍山，同年10月6日鞍山再次被国民党占领。直到同年11月3日我军重新夺回鞍山。

　　在三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我们是三出四进。父亲在鞍钢工作时间不到一年，只经历了其中的两进一出，但这是接管鞍钢最艰难、最关键的阶段。父亲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陈云同志交给他的任务。1948年11月鞍钢开始了全面恢复，父亲的职务由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同志接替。

　　阴差阳错的误传导致发生婚姻变故

　　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成立，父亲奉调到沈阳，任工业部计划处处长。这一年全国解放，也是我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地点是天津，父亲从沈阳赶来。妈妈带着我从老家潍县坐火车到天津，住到刘增魁先生家里。为了节省路费，妈妈只带着我，把哥哥柴永年一个人留在家中。

　　妈妈从看到父亲的一封长信起，就一直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原来父亲像许多进城的八路干部一样，又结婚了。这次十多年后相约在天津见面，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当时谈了些什么。

　　只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戴着眼镜，英俊魁梧的男子。妈妈把我推向父亲，说：“这就是小永安，叫爸爸。”我羞涩地叫了声爸爸。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我拉到身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当时妈妈哭了，父亲也流泪了。

　　父亲的婚变悲剧，源自一场阴差阳错的误传。由于战乱，父亲与家庭完全断绝了联系。1945年8月日本投降，父亲从陕北到达东北。差不多同一时间烟台也被共产党军队接管，习惯称为烟台的第一次解放。父亲获得烟台解放消息后，立即想方设法与烟台取得了联系，并且给家里捎去一些钱物，盼望与家人早日团聚。但是命运有时故意捉弄人，就在父亲与烟台家人取得联系的前半年，也就是1945年3月，我们母子和奶奶等七口人已经从烟台迁到了祖籍潍县。而潍县在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军队接管，我们全然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

　　父亲得知我们移居潍县后，火速捎来盘缠请我二伯父亲自去潍县把我们送到东北。据二伯父说，他用了20多天绕潍县城两圈，只见国民党军队处处严兵把守，四处抓捕八路探子。他没敢贸然进潍县城，返回烟台后把打听到我们全家已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捎信告诉了父亲。

　　在寻亲无望的情况下，父亲与陈欣结合。婚后才得知我们母子依然活着。但大错已经铸就，成为父亲的终生憾事。陈欣祖籍江苏，自幼参加新四军，她随部队从山东荣成经海路到达东北解放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第二年父亲把奶奶、姑姑和我哥哥柴永年等接到沈阳团聚。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把他们疏散到长春一带，而我继续留在潍坊读书。

　　学习苏联经验发展本国经济

　　父亲是我党最早从事经济计划的人员之一，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好在他先前在海关工作过，做过农村调查，也在鞍钢积累了一定经验，在当时就算有点经济工作经验了。但制定经济计划，不仅对父亲来说是个新课题，就是对整个共产党都是个新课题。抗日战争时期，偌大的陕甘宁只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总数才430人。因此，压根儿就没有专管工业的部门，更没有什么计划处。

　　没有经验，向苏联学习，父亲曾多次赴苏联考察并请来苏联专家担任顾问。但我们并不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是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计划的制定离不开信息和数据，恰恰这是当时最缺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只得下气力，从零开始，从头做起。制定劳动生产定额，建立起统计系统……为了引起各部门对统计工作的重视，在召开统计工作会议时，特地请来当时的一些重要领导坐镇。由于工作量繁重，计划处最多时工作人员达150人，用最原始的算盘和手摇计算器进行浩繁的计算，到各地做生产能力和供需方面的调查，终于制定出1949年和1950年两个年度东北工业计划和《三年恢复到伪满时期最高工业生产设备水平的生产恢复计划》。这些计划虽都不完善，但却是我国计划经济的最初尝试，对于战乱后的东北经济恢复和探索我国计划经济的路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父亲调到北京后，袁宝华同志接替了父亲的职务，随着国家机构的调整，1952年东北工业部撤销。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从这个处走出了多位国家的栋梁之材。朱镕基自不必说，还有袁宝华、林宗棠、王之玺、杨浚、陆之枢等同志都曾在重要领导岗位或者科学技术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都很珍惜在白山黑水的这一段经历。朱镕基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后曾说，我是学工科的，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位老师是柴树藩同志。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后，仍在百忙中看望父亲。他们两个人脾气有点像，都是说话不会拐弯，所以谈得特别投机。

　　父亲在东北工业部期间，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12月先期到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就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后，于1950年1月初电告党中央，要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谈判，对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到达时间等都有十分具体的要求。父亲是作为工作人员随总理前往的，当时周总理所带工作人员，均由东北局提名，经周总理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的。

　　周总理所率领的代表团乘火车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协助毛主席同苏方谈判，最终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给予中国长期贷款，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及两国的长期贸易等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其中相当多是与东北工业恢复有关的项目，全团一行包括团长在内共18人。

　想爆料？请登录《阳光连线》（）、拨打新闻热线0531-81695000，或登录齐鲁网官方微博（@齐鲁网）提供新闻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