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汉水西来；江汉汇同，携手孕城。

　　浩浩8400平方公里版图、泱泱830万人口、湟湟3500载历史之江城，不仅是东方水都、商贸之都、制造之都，更是一座人文朗润之城。

　　武汉，充盈着江湖之灵秀，浸润着凤翥之承传，沐浴着楚辞之光焰，跳跃着九歌之音韵，萦系着知音之情结，飘逸着千古之黄鹤，弥漫着首义之风云，绵延着不绝之文脉。

　　江汉朝宗，其流汤汤。

　　“江淮河汉”独居其二，河汊纵横，湖泊密布，使武汉因水而兴，缘水而盛。因而武汉的人文史也是一部人水相依、人水相搏的历史。

　　《尚书·禹贡》有载：“江汉朝宗归于海。”意即江汉汇流，朝宗归海，犹如各路诸侯去觐见天子一般。其间，似乎还蕴含着向往美好、企盼兴盛之意。

　　《诗经》吟颂：“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寓意武汉作为“江汉朝宗之地”所独具的彪悍与威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命名汉阳府东城门为朝宗门。

　　清同治皇帝下旨建朝宗亭。

　　令人饶有兴致的是，清代武汉地区的税赋关隘亦以“江汉朝宗”四字排列：武昌为“江关”，汉口东为“汉关”，汉阳鹦鹉洲为“朝关”，汉西为“宗关”。今之宗关即源于斯。

　　江河翕张之自然亲和，塑就的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亲和。这种人文亲和，代代传承，历久弥深。

　　江汉汇同之独特禀赋，从地理生态上奠定武汉人文之初基。

　　大江大河滔滔不尽，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里，武汉就像一叶小舟，用一把摇橹划出一个又一个年轮。一划就是数千载。

　　武汉文化的主源，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楚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史前三苗土著原始耕织文明、先楚中原文化及楚文化。这三者间之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构成武汉文化的主源。

　　武汉文化的演进脉络，大致可分为滥觞期、茁长期、交融期、滞缓期、转折期、勃兴期。

　　考古确证：在8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武汉先民就在这片水网之地，缘水而行，傍水而居，用石器拓荒创世。武汉文化步入滥觞期。

　　大约距今4100~3100年前，先楚中原文化开始与土著文化进行整合。武汉文化步入以土著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在相互融合中发展的千年茁长期。

　　距今3500年前的盘龙古城，标志着武汉真正跨入城市文明之门。盘龙城是黄河文明到达长江流域的见证。盘龙城具备人类文明的“三大标志”，即金属工具的制造、文字的创造、城市的出现。纵观全国各大城市建城史：北京3100年，上海700年，天津600年，广州2000年，西安3000年左右。

　　距今3100~2220年间，周之崛起和楚之强盛，使武汉文化进入交融期，最终以楚文化为主导，形成地域文化的主源。

　　公元前210~公元185年，武汉文化经历秦汉400年的沉寂徘徊，谓之滞缓期。其缘由有二：秦灭楚国———人口骤减，经济衰落；楚汉大战———项羽败亡，楚地元气大伤。

　　公元185~589年，即东汉末至南北朝的400余年间，是武汉文化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战乱所形成的城港一体化军事要塞孕生武汉之城港文明，奠定三镇之城廓。

　　唐宋至明清，是武汉文化的勃兴期。唐宋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武汉天然商港地位显现。明清时期，三镇鼎立格局形成，独特的“码头位置”吸纳四方。从而集成上承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滋养，下融百家之长的独特地域文化———汉派文化，其独特个性可归纳为12个字：“江汉汇通、楚风汉韵、兼容并包。”

　　唐中期，江夏为鄂州治所，当时江面船帆如织，号称“东南巨镇”。李白有诗为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两宋时期，长江主泓左移，鹦鹉洲等相继并岸，政区扩大，人口骤增，成为“市邑雄富、列肆繁错”（陆游《入蜀记》）的大都会。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泊岸码头应运而生，商贾云集，帆樯相属，不分昼夜。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1840年鸦片战争前，汉口人口已达20万人。

　　1862年，汉口正式对外开埠，18国来汉通商，12国在汉建领事馆，成为内陆最大通海商埠，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四大口岸、四大金融中心、五大商埠（另加青岛）。清光绪年间，日本人水野幸吉首称武汉为“东方芝加哥”。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大兴洋务，创建汉阳兵工厂，打造“汉阳造”；兴办汉阳铁厂及纺织、制革、造纸等实业；创办自强学堂。不仅打造了工业武汉，也奠定了人文武汉。

　　汉口开埠与张之洞新政，使武汉地区五方杂居，其文化广吸博纳、兼容百家，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中西文明在此相融。其特征可用8个字概括：“南北兼容、中西合璧。”当年的汉口，京汉楚豫越各戏种一年四季不停锣，票友荟萃；汉口古德寺内，圣经与佛经和睦共处。

　　独特的自然禀赋，悠久的文明历史，积淀出深厚的人文底蕴。

　　春秋时期，钟期、伯牙琴瑟相和，高山流水觅知音。《吕氏春秋》有载：“伯牙鼓琴，钟期听之”，“巍巍乎若大山”，“汤汤乎若流水”。反映出人类最真朴、最圣洁、最美好的情感亲和。

　　中国古人将“相知”分为三重境界：恩德相结，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谓之知心；同气相求，乃谓之知音。明代冯梦龙先生曾作《高山流水》：“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言念知音。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黄鹤楼与晴川阁隔江相望，在万里长江两岸可谓绝无仅有。

　　说到黄鹤楼，不能不提崔颢与李白。

　　崔颢之七律《黄鹤楼》，集登临、览胜、怀古、思乡及生命之玄思于一炉，由神话直面现实，由风景联想人生，纵横交织，气势恢宏，流利自然，一气呵成，实为神来之笔！需要指出的是《黄鹤楼》之尾联应为“日暮乡关何处在，烟花江上使人愁”（据敦煌莫高窟遗存），深层次诠释当为：“我崔某人的生命快到了尽头，但生命的归宿究竟何在？于是便望着江上如烟花之景致而怅然。”

　　楼因文名，崔颢使黄鹤楼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江南其他二楼，滕王阁名于王勃的《滕王阁序》，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岳阳楼则成名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特别是妇孺皆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黄鹤楼名噪四方，还得益于李白与黄鹤楼的终身情结。尽管传说中李白搁笔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并非史实，但李白一生中至少三登黄鹤楼（有诗为证：“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16次吟诵黄鹤楼。这在中国历代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李白的“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使武汉首度有了“江城”之别号。需要说明的是，“落梅花”其实是笛曲名“梅花落”之倒置，否则无法解释五月江城何以“落梅花”。

　　李白始终耿耿于崔颢的《黄鹤楼》。他一生中总共只写过十首七律，但有两首是模仿《黄鹤楼》之作。先于58岁那年作《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从中不难看出模仿痕迹颇重，相似之处甚多。“迁客”即贬客也，李白当时被贬流放夜郎，途经江夏。

　　大约一年后，李白又在金陵城作《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其尾联比喻朝廷奸臣当道，贤者不得重用，我李白为家国而愁。由此可见李诗较崔诗更有深意。崔颢是为一身一己之归宿而愁，李白则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

　　这一诗坛佳话，使黄鹤楼的地位更加显赫。有位文人曾这样评价黄鹤楼：“长江没有她，江水将黯然失色；武汉没有她，历史将缺少一页，特别是诗词文化的历史。”

　　的确，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黄鹤楼诗赋灿若星河。仅唐宋两朝，就有13位名士吟咏之，除崔、李外，还有杜牧、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浩然、贾岛、顾况、宋之问、岳飞、陆游、范大成等登楼吟诗。

　　其实，黄鹤楼是楚地崇鸟文化的物化罢了。中国古老图腾文化即“凤翥龙腾”。北方尊龙，谓之龙腾；南方（尤其是楚地）崇凤，谓之凤翥。长期以来，南北两大图腾龙凤呈祥，并驾齐驱。

　　而楚文化的显著特征即尊鸟崇鸟。远古尤崇凤：魂兮归来，凤凰翔只。凤是图腾崇拜，至真、至善、至美的象征，是导引人的精魂飞登九天、周游八极的载体。

　　《白虎通义》有载：“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是凤的别称，亦是祝融的化身。《艺文类聚》引老子之语：“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山海经》有曰：“南禺之山，有凤凰鸩雏。”《易枝》则称：“凤生五雏，长于南郭。”这些典籍足以表明，凤是南方神鸟，在中原之南。《楚辞·抽思》写得更具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点明凤栖息于汉水流域，与楚密不可分。

　　凤也是四方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朱雀的化身。朱雀本虚无，是神的化身，以朱雀替代凤，使凤更加神秘化。《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朱鸟，凤也。”

　　东湖磨山楚城内的巨型凤标，其形由出土楚文物虎座凤架鼓演化而来。但见巨凤脚踏双虎（四方神之一），怒目圆睁，振双翼，拂尾羽，周身洋溢着作为楚人灵物的威武浩然之气。

　　楚人常以凤喻人。“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楚庄王，后来果然一鸣惊人，一度问鼎中原。庄周《逍遥游》中那只“展垂天乌云之翼，击三千里之水，抟扶摇而直上者九万里”的大鹏鸟即凤是也，更确切地说是庄周自身的化身。庄子以此寓意楚人自由舒展、无所滞碍的浪漫情怀。屈原也俨然以大凤自居，《离骚》中有“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凤又日渐演化为九凤、九头凤、九头鸟、黄鹄、黄鹤等。

　　黄鹤楼之“三大传说”：仙人子安跨黄鹤过楼、费文祎成仙后骑黄鹤到此憩息、辛氏卖酒道人献鹤助兴，均与鹤仙有关。

　　其实，黄鹤原本即凤图腾化身之一。黄鹤之“黄”寓“吉祥美好”之意。《易·坤》有载：“黄，中之色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故黄鹤之黄，并非鹤之色，而是先民图腾的一种理念。是故，武汉民间一直视黄鹤为吉祥美好之鸟，道人（仙人）之化身，“得道成仙”之前兆，冀望黄鹤给世间带来吉祥与安宁。于是，原本未有之黄鹤，便在一代又一代武汉人心目中缥缥缈缈地飞翔。

　　人们对黄鹤的独特希冀，使黄鹤楼日渐成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劫难过后，必重修之。史载：黄鹤楼自公元223年孙权筑了望台始，先后修建30余次，南北朝、唐、宋、元均有重建，明、清两朝更是七度兴工重建。由此算来，今天的黄鹤楼应该是第13座楼了。也有人把修缮计算在内，说是第三十余座楼了。

　　其实，13座也好，30余座亦罢，真正意义上的“黄鹤楼”只有两座：一座是视觉之楼，因山而名；一座是心中之楼，因仙而名。

　　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鹤楼是一座“心楼”：历代文人游必于斯，宴必于斯，送必于斯，吟诗于楼，泼墨于楼，寄心于楼；民间百姓则寄托黄鹤楼给世间带来“吉祥与安宁”。

　　黄鹤楼，道不尽，说难休。

　　还是让我们把笔墨留一点给九头圣鸟吧，给九头鸟正名，还其公允与本来。

　　九头鸟在传说中确为不祥之怪鸟。《太平御览》有载：“九头鸟，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齐东野语》则称：“鬼车鸟，俗称九头鸟……世传此鸟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

　　其实，九头鸟亦凤之化身。《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载：“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九凤是凤与九的组合。凤，是楚人之图腾；九，是楚人尊崇之数，九是阳数之极，寓含博大、吉祥之意。楚人便将凤凰想象成九头圣鸟。而武汉民间则视九头鸟为至尊之神鸟，智慧与力量之化身。据传：昔九头鸟曾与大鹏鸟遭遇，大鹏鸟咬其一头，九头鸟迅即长出一头继续厮杀，直至被咬九头，血流不止，仍顽强抗争，绝不服降。

　　或许正是九头鸟这种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品格，才激起了武汉人对它的敬仰之情，并日渐养成具有九头鸟性格特征的秉性。

　　纵观楚地及武汉历史，无论是楚庄王“不服周”，项刘楚汉大战，还是19至20世纪之交张之洞督鄂时期武汉开放革新后来居上，90余年前推翻封建帝制之辛亥武昌首义，1954年、1998年两度长江大抗洪。武汉人的所作所为无不显现出一种与九头鸟性格特征相吻合的个性。千百年来，九头鸟的血液已经溶进武汉人的血脉，演化为一种“九头鸟精神”：百折不挠、敢为人先、永不服输。

　　 3500年人文积淀，使武汉文化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其特征即：江汉汇通、楚风汉韵、兼容并包。

　　“江汉汇通”，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更是人文意义上之汇聚通达、汇通衔远；“楚风汉韵”，既展示先楚凤翥文明之影响和积淀，也揭示出汉唐遗风乃至辛亥精神之雄强奋发、敢为人先之传承和光大；

　　“兼容并包”，道出地理生态与人文传承共同孕育的文化个性：开襟博纳、开放畅达、开明睿智。这“三开”不仅是一个文化个性，也是武汉走向未来所迫切需要的人文精神。

　　展望未来，武汉的人文正在实现秉承传统基础上的超越。

　　武汉正在构筑一座“秉承文脉、记录时代、象征未来”之“人文宝塔”。

　　其“塔尖”即“精品工程”，培育全国一流的文化精品；其“塔柱”即“名人工程”，形成汉派文化名人群落；其“塔基”即“基础工程”，建一流人文设施，繁荣大众文化；其“塔形”即“特色工程”，彰显鲜明个性，形成独特风格。

　　武汉正依照突出“文化品位、时代气息、世界眼光”之结合，既集中展现滨江滨湖形象，又充分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质，勾画美好无限、魅力无穷的城市文化发展蓝图。

　　憧憬未来，我们这座城市将在山水相映间，既充盈历史文明之积淀，又展示现代文化之辉煌。营造一座中西部地区“最具文化品位、最具人文魅力、最适宜居住和创业”的城市，并非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