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北京发生的一切，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平衡”——法国《十字架报》的新年社评《中国年》。但这个过程之艰难，当时没有人想到。

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在思考国家整个经济方向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军工的问题。1978年他提出了“军工要找出路”，“五年之后这个问题会很突出”。随后，又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军事工业调整的战略方针。中国军事工业的“军转民”的大转变，实质是从这一年开始筹划的。

这一年，美国的军费是1300多亿美元，而前苏联在同时试验3种新式喷气式战机，包括米格-29、“逆火”远程轰炸机和苏-24轰炸机。但在中国，军费不到美苏的十分之一，少量的军费只能保核工业，搞一些短平快的导弹，耗资不菲的航空工业只好处于应付之中。

后来有人对小平同志关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和“军队要忍耐”有些微词，这暴露了一些领导干部思维模式上的突出问题。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不会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起码不会有强大的航空工业。

第三机械工业部召开了“792 会议”，暨“航空工业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会议的核心主题，就是实施“军转民”。吕东部长在会上严肃要求：“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要由不敢抓民品，怕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转变为‘以军为主，军民并举！’。”

军工企业发展民品，既是世界军事工业发展趋势，当时在中国也实为一种无奈之举。当年这种转变争论很大，军工人很痛苦，不理解，而国外航空业界也经常予以嘲讽，经常讲你们的民品占了大部分，那就不应再叫航空了。“整个国民经济有个退够的问题，军工也要退够！”内病外伤的严重使小平同志无法不这么说。航空工业产值开始出现不升反降，飞机、导弹产量开始缩减……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这个转变对军工冲击的严重程度，需要很多年才能真正看出来。为了集中搞经济建设，整个军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为了推动军转民，国家没有钱，只有给政策。为此，国家对航空工业实行利润包干，每年向国家上缴5千万，一定6年不变。

毛泽东当年讲：“我们不当军火商！”邓小平后来讲：“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时移世变。当年为团结反霸，我们对外搞无偿军援，巩固与第三世界穷兄弟的友谊，但实施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难以为继。这年的1月2日，中央决定把对外无偿军援改为收费、以物易物和无偿三种方式。当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即通知三机部，出口所收汇可以全部由三机部自己使用。

在中国的军工外贸中，小平同志对航空工业最为关注，在不同的场合，连续几次讲到要航空工业研究飞机导弹的出口问题。1月19日，三机部党组向王震副总理和国防工办洪学智主任报告，拟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负责开拓航空工业的对外市场。1月21日，国务院即批准成立。批准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这一年的3月，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个外贸代表团出访埃及。这是一次历史性且富有戏剧性的国际军火生意。出国前的准备让人心酸！吕东部长在这次出访的请示件上批示：“你们出去就是要现汇，哪怕1美元也行！”吕东是1977年底，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三机部部长的。堂堂的共和国部长，作出“哪怕1美元也行！”的批示，当时中国军事工业的困境暴露无遗！

中航技的一个处长叫王大伟（后来成为该公司主管军贸的副总经理），找到他的同乡——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请求能给中国第一个航空军贸团批点出国用外汇。部长很给面子，批了一千美元，但到了副部长那儿卡住了。一位姓王的副部长说：“现在我们哪里有钱？”“再说你三机部上次进口零备件借了我们48美元还没有还回来呢！”结果不但没有拿到一分外汇，还让人家讨了旧账。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窘况可想而知。

代表团出国前讨论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在国外的食宿交通等一干费用怎么解决？于是绞尽脑汁，想编出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请埃方承担。这件事的高潮出现在代表团临行时，中航技公司一位“龚大姐”拿出5美元，塞给代表团团长——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刘总，穷家富路，这点钱你们拿着出国花吧！”

刘国民是中国航空外贸的功臣。他带领中航技取得了大的发展，使公司长期成为中国大型外贸公司之一，中国航空工业军贸出口走在军工行业的前列，利润居于军工的首位。

出国的谈判一波三折。刚一开始与埃及空军谈，人家就不干了：“以前不都是白给么，这次怎么想起来要钱了？”中航技还是有本事的。谈不下去，他们想办法找到了军人出身、时任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首先把他说服了。于是穆巴拉克指示空军不要拒绝，谈判继续进行了下去。艰苦的谈判终于取得成果，双方成交。但就在签字仪式上，埃方出示了政府授权书，表示军火贸易合同的签订得政府授权，要求中方也同样出示政府授权书。第一次做军火贸易的航空人哪知道还要有这道程序，但如果当时签不了字，夜长梦多，好不容易谈成的生意极可能付之东流。正当大家着急中无计可施之际，谁也没有想到，团长刘国民急中生智，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张纸，原来是他参加大使馆宴会的座签，上面印有国徽和他的名字，他挥舞着说：“我们也有！”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就不用了，他们哪里认得汉字，但知道国徽。于是这个字就签了下去。这一笔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50架歼6飞机和歼教6飞机，248台航空发动机，合同金额达到1.67亿美元。

其后的履行合同还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需要临时安排计划，确保合同飞机和发动机等的生产；在组织发运时，没想到中海运公司不给运，理由是军火贸易的飞机没运过。一番波折后最终执行完成了合同。这样一个极艰难、极历史的突破，这样一笔巨额的外汇，对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讲，给予了莫大的激励。从此航空工业走上了外贸、军贸蓬勃发展的路子。

1979年，航空工业外贸收汇3900万美元，到1981年就上升到1.66亿美元。中航技一共出口了1000多架各型飞机。“我们开始办进出口公司，向国家提出要5千万元开办费，再给5千万元的外汇做流动资金，但至今一元钱也没给。当时想根本没法干了！”“现在很好了，有的兄弟部还向我们借钱！”当年主管外贸的陈少中副部长后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