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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喷背后：中国军工六十年

2016-05-03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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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喷背后：中国军工六十年

施洋

外交与军事观察者，独立评论员

发表时间：2013-03-19 11: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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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我国著名的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院士和有“中国预警机之父”美誉的雷达专家王小谟院士。

这是自199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第一次军工专家包揽的局面。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12年，中国一大批先进武器纷纷公开亮相。从航空母舰到北斗导航，再到世界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和多种战斗机，中国军工在2012年以井喷之势刷新了人们对中国国防工业的传统看法。

中国军工如今开宗立派的辉煌，是一代代军工人艰苦奋斗的结果。而中国军工在东西方之间反复徘徊，走出自己独特道路的历程，则几乎是新中国历史的缩影。

苏联“输血”

新中国的军工事业与她所有工业门类一样，都是在废墟中踏上征途的。1949年的中国军工只能用“原始”来形容：全中国没有一家工厂能生产飞机或者重炮，也无力生产合格的内燃机甚至蒸汽机；全中国钢产量仅几万吨，生产装甲钢的工厂则根本不存在；为数不多的兵工厂只能制造简单枪械，许多甚至只配叫做作坊。

当时的中国军工最“高科技”的武器也不过是钢轨打造的迫击炮和铸铁弹头的火箭筒。在世界飞速走向核武器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中国甚至连19世纪后期的武器生产体系都没有具备。

如果中国真的闭门造车，显然毫无出路。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大范围全方位援助，对于中国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不同于单纯输出军火，苏联在援助和出售中国武器的同时，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方式，向中国输出了成套工业技术设备，同时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工业的制造和设计技术指导。

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了近7亿卢布的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这些工业原料工厂、机具生产企业和电厂作为工业的基础设施，为中国军工在之后10年内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1953年，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在重工业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中国第一次建起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在这个五年计划结束后，中国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开展军工设计和产品制造的物质基础。

在这些工业项目的保证下，短短5年内，中国实现了武器由“万国造”到“中国造”的转变，尽管这些武器基本都是苏联设计，中国的军工从业者们只是对其进行模仿和复制，没有参与这项产品的研制与改进。但从仿制中，中国人走完了从原料到产品制造的整个流程，从而为今后的军工设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1962年，使用全副国产武器的解放军干净利落地打赢了对印自卫反击战。自豪的解放军战士对手中的国产武器如此自信，以至于缴获的整箱整箱崭新的印军库存武器都无人问津。人民解放军自信地将这些武器原样奉还印军，是为中国军工崭露头角的里程碑。

走向自力更生

不过这样的快速发展没有持续很久。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昔日大规模成套引进成熟武器生产技术的盛景不在。中国的设计师不得不摸索着开展武器装备的自行设计。中国军工的真正独立自主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由于缺乏设计经验和先进制造工艺，中国的装备研制一度走了一些弯路。在50年代末、60时代初，为快速发展军事技术，中国研制了一些超越本国能力的装备，结果导致相当的资源浪费和事故。

这一切都成为中国军工后来发展的重要教训。

1969年以后，我国通过逆向设计，研制成功了如反坦克导弹和新型歼击机等武器。但因为中国整体工业技术没有根本进步，这些武器要等到将近10年以后才能被中国所消化吸收。中国的军工技术水平，除了核弹、航天等国家列为尖端的武器能基本跟上世界的步伐外，仍然没有超出1960年中苏决裂时的水平。这几十年的差距，是中国军工努力追赶的尝试，却也是中国军工在整体工业水平低下的现实面前的悲剧结局。

发动机厂的冰箱、高炮厂的农用车、飞机厂的摩托、雷达厂的电扇，翻看20世纪80年代各大军工企业的产品名册，最醒目的不是威力巨大的武器，而是名目繁多的民用产品。有限的军费和拨款无法维持工厂的生计，灵活面对市场赚外快就成了这些企业的生存之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一次重大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整个国家的关键。一度全面铺开的国防建设则在“军队要忍耐”的口号下全面收缩。这种收缩直接反映在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军工系统上。

“文革”时期上马的各种各样的军工项目被大幅度调整，许多功能近似的项目被合并（如歼-9被取消只保留歼-8），性能指标不切实际的也被取消（如指标完美但不可能实现的055型驱逐舰），一大批具备前瞻性但不具备短期实现可能的项目如载人航天、反导武器和运-10客机等转为技术储备。调整之后确立的“装备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基本原则被中国国防工业贯彻至今。

于是，在那个军队要忍耐的年代，军工同样处在了尴尬的忍耐期。“脑体倒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那年月中国军工的最好概括。翻看20世纪80年代各大军工企业的产品名册，最醒目的不是威力巨大的坦克或导弹战机，而是名目繁多的民用产品。雷达厂生产电冰箱，坦克厂出售空调机，每家飞机制造厂都在卖自制巴士……有限的军费和拨款无法维持工厂的生计，灵活面对市场赚外快就成了这些企业的生存之道。用生产高精尖武器的设备去制造普通小汽车，虽然是企业维生的无奈之举，却也是对生产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一时期的军工科研经费收缩到了极点，导致科研上出现许多本不应该的延宕。在研制歼-8I战斗机时，由于经费仅够制造一架原型机，试验项目不得不集中在一架飞机上逐个进行，费时费力。当原型机因一次火灾被烧毁后，整个项目进程被迫打断。为了凑够预算建造下一架原型机，试验的进度被拖延了整整十三个月。这一切，其实只需要多几架原型机就能完全避免。

1980年6月，歼-8I战机试验因唯一的原型机被烧毁而中断

经费不足还导致科研机构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海外出口贸易市场，以大量的海外订单来维持工厂的运转和研究的继续。这样的后果是军队多次出现出口武器比装备部队的武器先进的情况。甚至若干年后，解放军在决心改善武器装备水平时，反而要以这些出口武器作为发展的基本平台。这其中的尴尬和无奈，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忍耐”过来的军工业者才能真正体会。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度让解放军关注起现代战争下的武器装备问题，不过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几年，需求的缺乏、动荡的经济形势，让军工科研工作举步维艰。许多项目组一俟完工就宣告解散，以至于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设计团队有了“交艇之日便是科研停止之时”的悲壮命运。

军工科研的忍耐是伴随着很大代价的，而这种代价，很快就以一种危险的形式展现出来。

站在巨人肩膀上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第一次将新中国军队置于高技术条件的战场环境之下，也给此前一直自我感觉还算良好的军工企业以沉重打击。当时的中国军工无法提供一流的装备，而形势又使得中国军队亟需获取大批先进装备。这样的情形下，伴随着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军火市场的完全放开，中国军工开始站在苏联的肩膀上，大口汲取冷战科技的营养。

与四十年前全盘吸收各种武器装备不同，中国采取的引进政策有重点有专攻。通过对苏联军事工业科技体系的考察，引进工作最后主要集中为几类：对苏联已经完成研制的先进装备，采取整体引进、吃透技术的方式，加以仿制的同时消化其先进的技术，最终将这些技术融合到国内的武器系统中去；对苏联即将完成的项目，选择急需的引进并且完成研发；对具备前瞻性的技术，则有条件地进行交流，用最少的资源完成对技术方向的把握。

这一时期，恰好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投入逐年增加。随着东欧各项军工技术的引进，中国的军工研究在面貌上迅速改观，各种软硬件设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98年试飞歼10时，中国终于能一口气造7架原型机保证试飞进度，同时以雄厚的外汇储备购买数以百计的先进发动机填补国产发动机实用化前的空白。正是这种经济能力上的坚实基础，为这一时期中国军队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同时提升国内产业水平提供了保障。

这一时期，中国军工成功地将整体技术水平从上世纪60年代初提升到80年代后期的水平，虽然离国际先进水平仍有相当的差距，但终于完成了自行研制和引进制造冷战末期一系列先进武器的全过程。

新世纪的跨越

2003年，歼-10战机装备部队；2005年，中华神盾驱逐舰竣工服役；2006年，国产预警机开始投入使用；正当所有人都为中国军工飞速发展取得的进步惊讶之时，更大的惊喜却在意料之外接踵而来。

2011年，在中国四代机公开后仅仅5年，中国第一款五代机歼-20首飞成功；1年之后，第二款五代机也开始试飞。与此同时，第一艘续建的航空母舰进入现役，而中国海军神盾驱逐舰的规模也在不知不觉中向着世界第二进军。仅仅在中国完全掌握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科技后没有几年，中国军工就向世界军工科技的最前沿发起了全面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工所依赖的，除了前一个时期通过引进和自我研发所累积起来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更有充裕的国库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保证和支持。正是在充足经费的支持下，中国才能在世界各大强国因为经济危机缩减开支裁减军备之时保持对军工研究和军工产业的高投入。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国家，中国在这一时期，以令外军艳羡的速度高速更新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装备，接近甚至超出了原先先进国家的顶尖水平。

虽然目前与世界第一的美国军工水平差距不小，但中国无疑已经拥有强大的综合军工体。在可见的未来，伴随着中国工业体系的整体进步和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军工即将展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