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结尾皆以战争为断代之依据，而整个过程中亦由战争乃或军事化贯穿始终，故而说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恐怕并不为过。除了纵向的贯穿，战争横向也影响大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争，不仅是其本身，还是其影响，都还有大量研究的空间。
近代战争虽然硝烟弥漫，属于“武”的范畴，但是运筹帷幄、战略战术策划、战法武器研发以及战后的战史、方略撰写，都可算是“案牍”工作。战争史的研究，当然更是依靠史料和文献展开的。随着史学视野的拓展和史料的不断扩充，战争史、军事史相关资料文献的范畴也逐步扩大，从军事书籍和战争记载扩展到后勤账册、医疗记录、战争记忆乃至照片和影像资料等方方面面。不过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史学工作者们慎重对待这些文献。比如：首先，由于战争记述的特殊性及传统文学趋向，往往出现“流血漂橹”“弹如雨下”之类的夸张处，需要详细研判；其次，军事后勤相关档案，也需要周密比勘；再次，近代军事类书籍或应摆脱过度近代化的诠释，更多地位置于当日时空之下。另外，军事文献的编撰、发布，当今对军事文献的利用和战争史书写，战争背景下的文献命运等等，都与近代战争、军事文献这一主题相关。
在此背景下，12月14-15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马上建功与纸上谈兵——近代战争与军事文献”工作坊在岳麓书院明伦堂举行。简短的开幕式上，东道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宇翔，外校代表暨南大学刘增合，以及近代战争系列工作坊发起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分别致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国防大学、牛津大学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就“枪炮与账簿”“战争与战备”“文献的形成”“思想与媒介”四个专题报告了各自的研究论文，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枪炮与账簿
第一场报告围绕着军事与财政展开，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健担任主持兼评议。暨南大学刘增合首先报告《家国之间：晚清皇室财政的逾界与管控》一文，从“家国关系”的角度入手，以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战时财政为开端，就整个晚清六十余年，内廷与国家财政的界限分合，内务府与户部的规制与逾界进行研究，由此揭示晚清内外交困之下的财政制度运作及平衡。四川大学廖文辉以《危机与应对：道光六年、十年回疆之役的协饷供应与善后讨论》为题，从军事与后勤的角度分析了清代新疆驻军体系的形成，以及嘉庆之后新疆治理能力衰弱的原因。通过考察分析道光六年、十年两次战役中的协饷供应与善后讨论问题，显现了西部边疆地区的军事作战与善后筹划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牛津大学廖平题为《西方学者对“财政—军事国家”理论的修正与挑战》的汇报论文，则对西方学者关于约翰·布鲁尔提出的“财政—军事国家”理论所做的修正与挑战进行了相关学术梳理，由此建议以跨国视角来认识军事活动，跳出民族国家的桎梏。
战备与战争
第二场的四篇报告以“战争与战备”为主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杨代春为主持兼评议。“旧影志”工作室徐家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里桥战役之战场再考察》中，以一份1860年法军绘制的八里桥战役形势图为线索，结合这一时段的相关画报、照片、档案等中外资料，复原了八里桥战役清军、联军的运动路径和主战场地点，纠正了以往的陈说。北京大学韩策作了《疆吏与军机：胡林翼的京城密信》的报告，由“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这封史料价值很高的密信入手，考证了其人应是当时的军机处领班章京钱宝青，并结合其他材料对胡、钱关系进行了勾勒，进一步引申出彼时疆吏与“坐京”的互动情形与军机不密的状况。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的汇报以《吴大澂的枪法：督练打靶与<枪法准绳>》为题，对吴大澂与淮系的关系及其吉林履历进行了相关介绍，分析了其“督练打靶”的契机，并在比较《枪法准绳》与同时代作品后，发现其练枪思路虽有心得但仍有相当局限，由此引发对清流与实务、战争与战争体系等问题的思考。南开大学彭贺超在《北大图书馆藏<筹陆军刍议>及其史料价值》中，就北大图书馆所藏姚锡光的《筹陆军刍议》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刍议的发现对于新军制度的研究及近代人物姚锡光个人的研究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

会议现场
文献的形成
第三场的主题是关于战争与战争时期“文献的形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先初为主持兼评议。复旦大学孙青首先就《从方略到战史：近代中国战争史志成立的脉络与甲午战争的即时历史叙事》作报告。她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关于“战史”的记录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出现，并进一步从近代中国历史修撰中“战史”的出现、甲午战争的即时历史叙事与近代“战争”的史志化以及19世纪中文世界“战史”成立的“历史一致性叙事”等方面对近代中国战争史志的脉络进行分析与探讨。中山大学吉辰则将目光转向了国外关于中国史的编纂。在报告《<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的编纂》中，他以日军参谋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为研究对象，从编纂过程和文本对比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再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日本军方官修战史的编纂源流这一命题。上海中医药大学裘陈江题为《孤岛时期张尔田文集的刊刻始末——以相关书信的考释为中心》的论文，通过对负责刊刻张尔田文集的操办人之一吴丕绩相关书信进行考释，爬梳了孤岛时期吴氏等人刊刻张尔田文集的原委。关于战争时期的刻画与记录，除了文献这一常见的资料形式外，新闻记录片作为承载当时历史的另一类型载体也有其特殊研究意义。清华大学梁君健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传播实践——以<电影与播音>为基础的考察》转换了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孙明经主编的《电影与播音》为主要考察基础，对二战背景下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战时新闻纪录片的生产传播机构、放映方式与受众以及新闻素材的海外传播等方面作了分析，揭示了彼时新闻纪录片之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和现代观念的独特价值。
思想与媒介
工作坊最后一场汇报所探讨的问题，集中于有关战争的“思想与媒介”，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刘会文作主持兼评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余露在题为《一战与中国人“世界”梦想的起与落》汇报中，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究竟含义为何等问题做了启发性思考，并就一战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影响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形成以及含义变迁之后“世界”这一观念的运用等进行了相关探讨。国防大学蔡宏俊发表题为《从日本军刀的新闻解读南京大屠杀“百人斩”问题》的报告，由新闻热点入手，陈说了此一类新闻中所透露出的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由此对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发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分析，并引发对现下日本右翼行径等问题的思考。传媒所载内容，对于今天的学者们了解当时人、当时事可谓相当重要。四川大学陈默的《民国传媒的国际视野与战略眼光——以一九四一年一般舆论界对苏德战争的研判为例》论文汇报，聚焦民国时期的传媒，就苏德战争发生前后中国一般舆论界对战事的猜测与观感进行了分析整理，发现一方面因为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国人对于苏德战争有着相当的关注，另一方面因信息渠道、立场的不同，官方与一般舆论界各有认识和判断。国防大学李雷波发言题为《抗战前期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以《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提供的新史料为基础，对武汉会战后中共如何进行“发展华中”战略的历史事实、战略下八路军与新四军角色定位如何转变、中共中央与项英在“发展华中”战略计划上的沟通与分歧等方面进行了再研究。

四场分组学术报告结束之后，工作坊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圆桌讨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作了总结发言，进一步阐述了战争对近代历史的影响，认为就这一主题还可以持续展开更为深入、广阔的研究，并期许这一主题的系列工作坊能够长久地办下去。他还认为战争史涵纳丰富，自有体系，在今后的战争史会议和工作坊中，应当将古代战争、海外战争史的研究吸纳进来，做到中西古今的汇通。其他与会学者们也集思广益，对近代战争、军事及相关问题各抒己见，并就未来如何对近代战争类主题工作坊进行拓展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